曹敏莉微微发怔，之前她并没考虑找代工厂的事。因为在她看来，代工厂的不可控因素实在太多，如果做贴牌的话，曹家干嘛还要在大陆投资建被服厂呢？
周秋萍努力说服对方：“如果担心衣服的质量，你可以派管理人员全场跟进，确保衣服按照你们的要求生产出来。另外有一点，我瞎猜的啊，你们过来投资其实也怕政策变化吧。我介绍的这家工厂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军区的被服厂。如果有什么情况，到时候能方便很多。”
更具体的话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曹敏莉没有磨蹭：“谢谢你，周小姐，这件事情我会上报集团等开会之后决定的。一旦有进度，我会随时通知你。”
周秋萍笑逐颜开：“那好，我等着曹总您过来，到时候请你吃江州的小吃。”
挂完电话，她一扭头，招呼何谓：“走吧，去音像公司，今天就把事情定下来。”
何谓都傻了。
不就是在路上看了一眼卖服装的摊子吗？居然都能联系两个单位做生意，其中一边还是香港人！
周姐果然啥都敢做呀。
自己连想都没敢想。
周秋萍看他发怔，还奇怪：“别傻站着呀，动作快点，一堆活等着呢。”
到了音像公司，立刻就有事儿了。
周秋萍不还弄了女声的歌曲吗？原先音像公司这边有现成的歌手可以帮忙录制，给劳务费就行。
结果就这个礼拜，定好的歌手走人了。人家不干了，人家去广东当歌手了。
周秋萍傻眼：“那怎么办？你们得赶紧给我找人啊。”
胡经理也头痛：“这说走就走，前面我跟她说的时候，她还说要请客来着，多好的挣外快的机会。结果眼睛一眨，跑的比兔子还快。我等着，她要不当个大歌星我都看不起她。”
周秋萍能说啥呢，只能呵呵：“说不定人家就真当大歌星了。唉，反正赶紧把人给我找来，我这歌买到手了，回头没人录，我不白砸在手里吗？”
胡经理惊讶不已：“你还真找人买歌呀，你真是怕钱烧手。”
他在心中暗道，领导就是领导，穷讲究的不行。录个磁带，还要专门买歌。看上哪首歌，直接用录音歌放磁带扒歌，听不懂粤语就把曲子和配乐用的乐器记下来，然后依葫芦画瓢不就完了。
况且就算是买歌，像在他们这儿，写一首歌也就是150块钱的稿费，哪有动辄上千的道理？
看来外面传的真没错，领导明面上让这位周经理不再管三产公司的事，实际上啊，是看人家能干，直接把人变成自己的管家了。
胡经理面上可不显，能当上干部的哪个没点城府啊。他只笑眯眯地答应：“行行行，没问题，我看看谁没出去演出，马上给你找人录歌。”
在他办公室里翻磁带的年轻人忍无可忍：“哥，你们也太奇怪了。这是录磁带发歌呀，多少人抢都抢不来的好机会，怎么到你们这就找不到人一样。人家香港歌手要出唱片先参加比赛，然后才有公司签，然后才可能录歌。”
胡经理比弟弟大10多岁，对这个大学毕业后到省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的弟弟十分宽容。即便对方说的话在他听来就是疯言乱语，他也只是皱眉头：“好好的挑你的磁带吧，记得还回来。”
录首歌还搞比赛呢，真不够瞎折腾的。
胡其平却一点儿也不领情，反而振振有词：“本来就该举办比赛，选拔歌坛新秀，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能能有什么出息？”
胡经理头痛：“那是香港，咱们跟人家不一样。”
“你这观念就过时了，大哥，《北京晚报》办过新星音乐会，《中国青年报》办了新声新秀音乐会，中央台还有青年歌手大赛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办比赛？”
胡经理可不被弟弟牵着鼻子走，直接冷笑：“你也知道是北京啊？那是咱们的首都，省城能跟首都比吗？”
“那广东还有红棉杯歌唱大赛呢，早几年前就选出了羊城十大歌星。”
胡经理不以为意：“那是羊城，离着香港多近。”
胡其平急了：“哥，你怎么老泼我冷水？”
“那是因为我想让你清醒点儿，干好你的新闻主播，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你调到电视台去。别一天天的不当回事儿，我告诉你，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广播没多长时间好日子能过了。”
周秋萍在边上听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赞叹胡经理果然眼光毒辣。
到了90年代，各个单位都改革，讲究经济效益，广播台的日子是真难过。她还跟著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坐在一张桌上吃过饭，看对方为了拿赞助一杯接着一杯喝酒，被人嘲笑还要陪着笑脸，简直斯文扫地。
胡经理苦口婆心地劝弟弟：“你说的这些没什么意义。搞一个比赛很麻烦的，你以为你把笔下的招牌立起来，人家就跑过来参赛了？这吃的喝的住的开销，你给人家报销吗？人家文工团没自己的演出任务，稀里糊涂就跑过来参加一个什么比赛？谁承认啊？你已经工作了，不要老拿学校里的那一套来看待社会上的问题。”
胡其平不服气：“学校的比赛怎么啦？你看过广院之春校园歌手大赛吗？我觉得不比你们的比赛差。”
何谓在边上听得不顺耳了：“啥广院之春？听的跟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