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块在1989年听上去挺吓人的，毕竟周秋萍那么大一房子才花了3万块。但考虑到卡拉OK房投资不低，一套卡拉OK设备就8000块，每间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钱可多了。
10万块放在这里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样子。剩下的90万，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强调：“虽然他们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红的权利，不能干涉经营。因为官多法乱，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来就特别慢，一人一个主意，会乱套的。当然，大家可以提建议，如果建议好的话，还可以额外发奖金，从我那90%的分红里头算。”
吴康点头如小鸡啄米，这是应该的。
所谓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发话的人越多，越不容易达成统一意见，事情推起来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溃。
他第一个表态：“我先报个名，我出4000块。”
本来他可以掏更多的钱，但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音乐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还创作歌曲呀。
这一搞创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买乐器？玩乐器跟玩单反一样，那都是烧钱的祖宗啊。
可怜的吴康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兜了个遍，也暂且只能拿出4000块。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总共就10万块的额度，两家卡拉OK房这么多员工呢。
周秋萍点头，当场答应他：“可以，没问题，你给自己记好了，到时候别搞混乱了就行。”
吴康知道她要开火锅店的事，又关心一句：“那边店也这么搞吗？”
如果是的话，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
周秋萍笑着点头：“对，也这样搞。你跟大家说一下，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没事的，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
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必须得开了挣钱。
作者有话说：
作说比较长，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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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前的温州，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股份合作制。从那之后，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以及市场拓展、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
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让人仿佛看到４００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经意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同样，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温州体改委主任。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
股份合作制：体外成长
温州股份合作制，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伴随着很多争议。所以，虽然１９７０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直到１９８７年才开始取名、定性，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在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从那以后，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事实证明，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它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践。
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当时，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遍及城乡，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那时，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这种分散、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温州人认识到，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才行。
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而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太高，企业难以承受。
于是，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联营、集资、合股。几个人凑在一起，均等出资，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更新生产设备、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
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当时的李家车村，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生产效率也很低。１９７９年春天，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叫横机。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但横机的价格很高，每台要价１０４０元，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