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几个搬运工是在打工还债。
到东欧做生意挣钱这事儿，从去年起就偷偷传开了。这几个人是老乡，跑过来以后也做跑单帮的生意，还租了个大房间一块儿住。
你说做生意就做生意吧，他们缺德，拿国际长途当免费电话打。
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跑了。房东——一位靠着退休金过日子不得不把大房间租出去自己住小房间的老太太还在疑惑呢，电话局寄给她的账单直接把她吓傻了。那一串数字，折合美元就是9000刀。
要知道，整个80年代匈牙利经济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这几年通货膨胀严重，匈牙利老百姓的收入并不高。一般工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美元出头。
9000美金的账单，是要逼死人家老太太的节奏。
老太太崩溃了，可她不知道那几个中国人的名字，也不晓得他们究竟是回国了还是跑去了其他地方。匈牙利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房子自然是公产，她连卖发房子还债都做不到，所以走投无路之下，她就跑到红七市场守着，希冀可以找到那几位欠账的中国房客。
因为她见到中国相貌的人就打听，有一回碰上了市场里的越南人，她以为是中国人就上去问，结果双方语言不通，她又着急，差点儿动起手来。
卢振军刚好当年为了打仗学过越南话，就上前帮忙解围，然后叫越南人给奚落了。大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关系绝对够呛，卢振军在战场上没吃过亏，结果下了战场却这样没脸。
这被他视为奇耻大辱，发誓一定要把这几个混账玩意儿给揪出来。
别说，虽然出国的华人情况复杂，大规模出去的又基本上是六—四之后的事，彼此政见冲突不小。但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待着，他托人帮忙打听，还真叫他给问到了。
周秋萍已经听得津津有味，忍不住追问：“你是怎么找到的？”
来布达佩斯的国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相貌还都差不多，也不晓得对方的中文名字，找起来不简单啊。
说到这个，卢振军就是一肚子气，因为这几人是自爆。
干了这样的缺德事，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当成炫耀的资本，到处跟人吹嘘。而且他们也没离开匈牙利，甚至还在布达佩斯，只换了个地方住而已。
卢振军恼火了，带人过去找到这几个家伙就一顿削，让他们把电话账单还了。
结果不晓得到底算谁的运气差，这几个家伙在卢振军找到他们之前刚好被人骗了，没拿到货，八万美金的货款却被卷跑了。
这下还个屁账啊，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卢振军干脆先替他们把账给垫了，安排他们过来扛大包还钱。
高女士听了无语，尤其同情那位孤零零的老太太。这几个家伙太缺德了，就该去大牢蹲着。
卢振军摇头：“这种事情，没办法，就跟占公家便宜一样。”
待到货物都卸下，摊子前围的人更多了。有人挑花了眼，有人则拎着袋子来，一袋子一袋子的拿货，显然还要去别的地方卖。
周秋萍过去帮忙，忙得嘴巴都要干了，余成过来找她：“走吧，先去吃饭再说。”
她抬头看天色，才发现的确不早了。
卢振军把剩下的货交给手下卖，带他们去坐公交车再转地铁。因为一辆奔驰塞不下这么多人，布达佩斯的交警会查超载的。
布达佩斯的中国面孔的确不算少，不仅他们在公交车上看到好两个，待坐上了地铁也碰上了中国人。
不是他们自作多情，把所有的东亚面孔都自动认成中国人。而是这位仁兄不晓得是究竟抽的哪门子筋，居然当着他们的面掏出一把钞票，一五一十地数起来，还旁若无人地跟同伴用中国话感叹：“这老外的钱还真好赚，比干部挣得多的多。”
地铁上的本地居民都用困惑的眼神看着他们。
周秋萍真想缝了他们的嘴。
所以当他们下站时发出惊呼：“我的钱包呢？”，卢振军等人都没反应。
挣了两个钱烧包的，贼不盯着你盯着谁？
大家面无表情地从他们身旁穿过，听到其中一人建议：“咱们报警吧，有快两万福林呢。”
另一人哭丧着脸：“报个屁警啊，公安有好打交道的吗？妈的，晦气，碰到当官的就没好事。”
卢振军扭过头，眼神跟刀子一样，这两人吓得立刻跑开了。
高兴同志这回也不高兴了，气呼呼道：“自己没数还怪别人，脑壳不好。”
好在这段小插曲并没太影响大家的心情，尤其是在甜蜜走进了中国餐馆之后。这店里布置的相当富有中国特色，简直可以说是个小型中国文化博物馆。而且很有品味，不是那种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堆元素往里塞的风格。
最妙的是它家的中餐做的很地道，知道他们是从中国过来的，端上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国菜，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改良。
周秋萍尝了一口焦炸丸子，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奖：“地道，真好吃。”
卢振军笑着指她跟过来打招呼的老板介绍：“她在国内开了三家餐馆呢，生意好得不得了。她能说好，那你家的手艺绝对差不了。”
老板笑着要给她敬酒：“那真是我们店的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