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毛病他们自己都知道，所以他们从一开始考虑的就是从哪儿弄钱搞研发，压根没想靠芯片挣钱。
为了这个，他们甚至开始炒股票，就想着多攒点钱继续做下去。
但今天的长谈，让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方向，那就是如何挣钱。
原因很简单，他们这个完全是私人在搞，根本不可能依靠举国体制来扶持。大量的资金缺口从何而来？必须得挣钱。
搞芯片就是研发做出产品推向市场挣了钱然后再继续搞研发，周而复始。芯片技术是不断地更新换代，即便你能艰难入局，只要慢了一步，那你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
越谈下去，大家觉得问题越大，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急剧缺乏人才。半导体行业有个特点就是人才培养周期长，所谓的要坐10年冷板凳。读完博士之后，在成熟的大厂里经过10年以上的历练，才可以谈得上人才两个字。
目前国内的情况肯定实现不了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恢复高考也就是1977年的事，大规模开始启动外派留学是从80年代开始的，按照漫长的培养周期，他们也就刚刚在国外读完博士。而且因为去年的风波，留学归来的人才极少。
而我们国家现在又迫不及待地希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然是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但真实情况很打脸，想先进根本不可能，技术壁垒摆在那儿，人家给你的都是淘汰了好几代的技术。
最要命的是现行的相关政策非常有问题。国家也意识到了之前的毛病，只重视技术突破，缺乏产业融合的概念。
所以1982年中央建立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的时候，就主动下放了权力，把这部分的投资权放到了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层面，希望用这种手段来找到适合中国的国产芯片道路。
这个想法很美好，现实却非常残酷。中央都没搞清楚芯片发展规律，到了半导体人才更匮乏的地方上，那不是要命吗？
地方政府觉得这个生产线不引进白不引进，有机会一定要引进。所以从86年到现在，各个地方已经引进了差不多30条落后到已经被淘汰的晶圆生产线。
更要命的是，我们花钱搞引进，即便是落后的技术，也希望自己人能掌握，然后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悲催的问题在于半导体人才太薄弱，技术引回来了，我们也难以吃透。
余成叹了口气：“这就是积累的结果。”
当着曹敏莉还有黄山他们的面，他不好意思提。今天讨论的时候，李东方一直语出嘲讽。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半导体水平跟世界相比并不落后。因为有大批专家，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热情从国外归来，投入到一片荒芜的国产半导体事业中。
然后到了六七十年代，那些为新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才，又遭遇了什么？
因为他们的海外留学经历，因为他们多半出身优渥，属于典型的历史不清白。所以王守武被停职批.斗，什么屎盆子都往他头上扣。被称之为中国半导体之母的谢希德教授，作为□□，每天工作是打扫厕所。
其他相关人才的遭遇可想而知。
这种断层很要命，直接导致一代人的正常工作停止不说，还让人才培养被打断了。而等到这批老专家平反恢复工作后，很抱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已经被日新月异的半导体世界淘汰了。
时代就是这么的残酷。
用李东方的话来说，这就是前人作孽，后人遭殃。他们还在不断地作孽，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遭殃。
他当时完全无言以对，而且特别羞愧。
现在，余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餐桌上提起这个话题。
事实上在场的人谁也不搞芯片，未必能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黄山倒是安慰了他一句：“其实有些事情急不得，都是慢慢来的，是一步步积累的结果。”
他又拿香港乐坛的发展举例子，当年香港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歌，唱的都是别人的歌。粤语歌被认为上不了台面，类似于俚语一样，现在不也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地区吗？
余成笑了笑，没吭声。
这就是典型的鸡同鸭讲，他不懂流行音乐，对方也搞不清楚芯片。
周秋萍倒是问了他一句：“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是继续搞芯片，还是往别的方向发展？”
看到男友沮丧，她真谈不上失望。芯片要这么好搞的话，也不会直到她重生前，依然是社会的热门话题。
余成摇头：“我们暂时还没想好，就是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就能搞起来的。”
周秋萍点点头：“那有件事我请你们考虑一下，要不要搬去海城发展？如果不想继续做下去的话，做理论研究也行，或者转向其他方向。”
余成吃了一惊：“去海城？”
高女士有点不痛快：“就是啊，一下子就说要去海城了。跟我讲啊，还不如去深圳。到时候真有人找麻烦，直接往香港跑，多快！”
周秋萍还真是头回知道阿妈的奇思妙想，之前他们根本没讨论过深圳啊。
她没办法：“深圳就那么大，现在到处搞拆迁搞建设，还有地方给我们办大型养鸡场吗？”
高兴同志却忧心忡忡：“那你跑到海城有什么用？到时候要抓还不是一锅端，跳海跑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