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环境下能搞成这样，少了上头领导开的绿灯是不可能的。上沟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村，但是它却代表着一种模式，对于整个省、甚至全国来说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大年初二，张英打电话通知苏叶好好准备，省经委的领导有意向到上沟村探查。
上沟村之前做改革的时候，是偷偷摸摸进行的。除了扯张“高产粮食试验田”的大旗之外，别的地方不敢高调声张。别的村子来问他们搞了什么动作，问就是“保密需要”。
省委的领导们在前几年X跃进中吃过亏，不敢随便放“卫星”，省里自己先把红薯试种一年，亲自验证成功后才敢把数据往□□递。
去年年底，张英在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中正式提出向中央汇报上沟村模式的材料，大年初一省报社的记者采访完，经委的同志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上沟村正在进行改革的事情，嗅觉敏感的他们发现了新一年的工作。去年春天中央连发几个红头文件，“力抓农业生产、稳定粮食大局，保证群众的菜篮子”，经委把上沟村这件事做好了，今年的业绩就能更漂亮，这可不是锦上添花，这是雪中送炭！
这不是瞌睡赶上递枕头是什么？
张英连夜打电话叮嘱苏叶好好准备，最好沉稳一些、不要给省里丢了脸。李秘书戏称，“领导放心吧！苏叶同志最大的优点就是镇得住场子。”
她那张嘴没有影的事都能说出花来，李秘书听说她当初就是空口白牙地忽悠了一群学生下乡给她当免费劳动力，中途还顺便把人家学校的老师拐走了；她去了港城一趟，一群港商跑来清溪县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指名要采购上沟村的茶叶。那些港商听说不少是身价数亿的人，她在这些老板面前都撑得住场子，月薪百来块的领导面前还会怵？
当然这也是她自己有本事，教的学生个个都考上了大学，给那个县贡献了一笔漂亮的业绩。至今他们提起苏叶都是无限的感激。
张英笑了笑，不放心地在电话里叮嘱，“他们经委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如果能得到经委的支持对上沟村大有好处。”
大年初六，国家经委的领导来到上沟村。经委全称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组织年度计划和协调。
何老师和周毅等人熬了一宿，整理了一份上沟村模式的材料，详细汇报了它这两年来的经济变化。好在何老师年初要去开会，年前就把材料整理得七七八八了，否则心里还真没有底去面对这些领导。
苏叶临时和他们商讨着做一份“五年计划”，挖掘上沟村的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何老师恨不得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恨肚子里墨水不够多，临时抓来的壮丁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好在周毅这段时间负责对接港商的事宜，去年去了几次港城，狠狠地补过经济方面的知识，多少算得上见过世面。
几个人绞尽脑汁写了几套计划，苏叶戏称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回可算是体会到一点当初改革开放的滋味了。
虽然何老师认为村子取得的进步已经很多，但仔细一写，发现他们还差得很远很远，放在省里还能看一看，但放到全国就不算什么了。整个村子的可支配收入还不如市里的一个工厂，凭什么得到领导的青眼？
然而五年之间他们可以做的事实在太多太，五年后他们人均年收入达到五百元，家家户户能盖上新房子，全村的GDP能达到百万元。（苏老师说这是凯恩斯提出的概念，美国人用它衡量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
初二中午，经委一个姓祝的副处长来到了上沟村，随行的调查小组一共五人。
上沟村没有什么新鲜的，苏叶带他们依次参观了茶叶园、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参观了果园，村里新盖的果汁工厂。
虽然这些在村里人眼里没什么稀罕的，可是搁在经委的同志眼里却无异于一场剧烈的海啸。
他们村怎么能养超出规格的养殖场？
出口外贸的茶叶他们同政府四六分，他们能分到四成，通常情况下农副产品的外贸出口政府和集体是三七分，上沟村这还是占了便宜。
最匪夷所思的是省委竟然默认他们村“交够国家的粮食、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决定。这一个个的举措砸的国家经委的同志心头巨响。
苏叶脸上含着淡淡的笑容，徐徐地解释道：“因为我们村是省里的高产粮食试验地，只要是试验就会有成功失败。实验失败了，这一年的粮食指标完成不了。”
“试验成功了，省里农业部的同志也会考虑留种问题、以方便下个季度扩大生产，该交多少粮食我们没办法做主，一切看省里的计划。省委决定让我们交够国家指标，剩下的都交给我们用于研究。”
几个经委的同志听了点点头，试验村情况确实特殊一些，别的村上缴的粮食只是粮食，他们村的粮食是种子。
“领导的这个举措，极大地刺激了集体的生产积极性。”何老师补充道，“别的研究项目每年需要省里拨很大一笔经费开支，我们村基本是靠自给自足。利用生态循环，养家禽家畜制作绿色肥料培育试验田，成熟的肉蛋禽供给供销社、单位，赚取的经费用于新品种培育。”
经委的同志去参观了村里的果汁工厂，一排青砖瓦房，干净整齐，周毅吐字清晰有力地给他们汇报着村里的“经济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