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再次充耳不闻。
这时汉唐得国之正的好处就来了。汉唐开国皇帝的声望和权力极大，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大臣使劲去撞柱子（但一个都没死），他们也能乾纲独断。
当然，始皇帝也做得到这一点。第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这点魄力和权力怎么会没有？
之后，此起彼伏的造反一点声响都没有激起来，就被当地百姓告发，县衙和知府派兵剿灭。富户豪强们终究还是带着奴仆妻妾往内陆迁徙了。
主动迁徙，大明会补给他们失去的土地，并免除三年税；如果不主动，迎接他们的就是家产没收，发配边疆。
大明虽说执行井田制，但并没有收缴没有犯罪的富户豪强的土地，只是将“永业田”强制改成井田制同等年限。他们到了内陆，仍旧会有许多土地。
但富户豪强们为了偷税漏税，多隐瞒田地亩数，实报能到五成就算是遵纪守法的好大明百姓。大明官府只按照他们实际缴税的田亩数分地，他们只能吃个哑巴亏，不敢声张。
历朝历代对偷税漏税的惩罚都极其严重，他们如果声张，那就是抄家灭门的重罪了。
北边生态较为脆弱，暂时还没有看到百姓迁徙的好处。云南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种植，陈英很快就利用这些迁徙百姓，蚕食云南当地土司政权。
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和朱元璋教养长大的义子，陈英做事没有朱标那样多的道德心，和朱元璋一样简单粗暴。
元朝在云南分封藩王，将云南纳入中央管理后，元兵驻扎在云南，几十年过去，已经形成相当庞大的人口。这些都是云南的隐患。
陈英强制命令所有蒙古人改汉名汉姓，必须与汉人通婚，并将他们的族落打散。
当豪强和富户迁徙来之后，陈英立刻下令他们释放所有奴仆，为他们分配婚姻。
对蒙古人陈英表现得很强硬，对云南那些土司所管辖的山民，陈英的手段稍微委婉了一些。
只要改汉名、与汉人通婚的人，就能分得汉人一半的土地；如果学会了说汉话，就等同于汉人，能分得和汉人一样多的土地。
当然，陈英不会说“汉人”“汉名”。他义父不喜欢这个。他们都是称“大明人”“大明的名字”“大明话”。
陈英的命令很简单，要让云南无论什么籍贯的人，都成为大明的百姓，成为“明人”。
就像是唐人在外都自称唐人，很少用到“汉人”一样。朱元璋的野心是，以后他的百姓无论来自哪里，哪怕是浅色头发高鼻梁，都会自豪的自称“明人”。
朱元璋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因为史书中盛唐时就是这样，他们梳着胡人的发髻，演奏着胡乐，跳着胡舞，身形相貌都与更遥远的西方人一致，但他们都称呼自己为“大唐人”，也没有人质疑他们大唐人的身份。
而后这些东西融入了大唐，就是大唐的东西，不会有人因为他们来自丝绸之路就排斥，也不会有朱标那样“后世XX年后的某些人发现我们的东西的根不是大明，会不会巴拉巴拉”的忧虑。
这就是盛唐的自信，也是目前华夏民族还未消失的自信。
很多年后，有一个没有根的强国，他土地上的所有人、他国度中所有文化、他发展的所有科技都不来自与他，但他土地上的人会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吗？
不会。
全世界都不会，反而会将其当做指路明灯。
这就是独属于第一强国的自信和骄傲，以及舆论优待。就和后世养成抽卡游戏一样，强度才是最大的“爱”。
朱元璋令人怨声载道的迁徙政策，第一次让云南外来人口超越本地人口；陈英令人怨声载道的“大明化”政策，极短的时间就让云南“大明化”。
这期间，许多土司此起彼伏造反，都被陈英血腥镇压。
陈英将经过防腐处理的造反的土司的脑袋悬挂在旗杆上，就像是驱赶啄食种子的鸟群的稻草人一样，立在云南各个城镇必经之路的田埂上。
随着脑袋越挂越多，越来越多的山民逃下山。
人的潜力很可怕。为了分得田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什么人，他们都很快磕磕绊绊学会大明官话，结结巴巴去找大明官吏领田。
土司们龟缩在山林间，见本来是他们奴隶的山民日子逐渐过得比他们还好，心中不由动摇，试图与陈英“和谈”。
陈英抓紧机会，对云南实行了“改土归流”，即废除元朝的土司世袭自制制度，变成和大明其他地方一样，由朝廷派往官吏。
当云南试验成功后，贵州、广西部分地区很快跟着推行。
至于川蜀……先常遇春，后蓝玉，两人闲极无聊时，已经把土司杀得差不多了，没有可以改土归流的地方。
这两人就是杀神，骨子里就爱杀戮。只是现在两人杀戮之前，会先进行一场道德评价。
很显然，土司制度作为奴隶制度，再加上原始神灵崇拜，它的落后和残忍程度，可以参考吐蕃的农奴制度。两人手痒了去杀一波，恶人只有少杀没有枉杀。哪怕外界评价最好的土司，按照大明律令也够死几百次。
其他将领和官吏不像常遇春和蓝玉这样酷爱杀戮，且他们要名要脸。所以都采用陈英的“改土归流”方式，杀土司也要等土司造反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