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第九天，应隐转至位于更北方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旧址，进行B组的农村戏份拍摄。
原本顺利的拍摄从这一天开始出了问题。按影片的美学设计，在农村的戏份是宁静的、和煦的，冬季的母亲河泥沙沉淀，清澈地在平原上平缓流淌而过，白鹭起落，风穿行于沿岸的芦苇荡间，温热悠长。
但天公显然不作美，先是应隐的那班飞机因为沙尘暴和雷暴而迟迟无法降落，最终被迫降在两百公里之隔的邻市。为了不耽误进度，剧组联系了车辆，将她连夜载往片场。但后半夜暴雨骤至，传来前方小段公路塌方的消息，只好绕道另一条砂石路。
这路经过矿区，平时都是大型工程车和火车进出，早将路压得坑坑洼洼了。开了一半，这台临时调度来的商务车果然抛锚，冒雨抢修两个小时后再度上路，抵达剧组时，已是凌晨五点。
B组的制片主任是熟脸儿，叫杜若堂，圈内人喊他老杜，油滑得捉不住，惯会捧高踩低看脸色行事的，见应隐遭了这么大罪，隔着两里地就开始叫唤：“应老师应老师我的应老师，哎哟，按说走公路也就仨小时的事，谁也没料着塌方啊——打喷嚏了？毛巾呢？怎么没人给应老师送热毛巾？我带您去房间，您扶着点我……”
应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白色球鞋刚一下地就是一脚泥。
“这里还下雨？不是缺水吗？”俊仪跟在后面问。
“是啊，”老杜连俊仪的话也垫着，“可不是吗？我们向导也说少见。”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景区，也是个自然村落，平时基本没人来，只在春天开梨花时，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片场就在村子里，剧组则住在村外唯一一间景区酒店中。这种条件下也别挑什么五不五星单不单间了，所有人一视同仁全住标间，工人师傅们有些就干脆到村民屋子里借宿了。
老杜把住宿条件一板一眼地通报解释了一遍，宽慰道：“还是有好处的，热水快，有电热毯，毛毯管够，您还好就拍几天，将就将就。”
哪知这个“几天”就变成了一周，又从一周茫茫然地无限期了下去——
因为天它老是不晴，太阳它老是不出。整天阴着，对于需要自然光的户外戏份来说，无疑是灾难。
B组的摄影风格是钉死了的，唯其光影流淌岁月静好，才更能衬托血色牺牲的残酷无常。一个革命者，她死的那天也许天是蓝的，风是暖的，鸟是叫的，芦苇荡芦絮纷飞，自然界的一切都很美好，但她就是死了，与美好的一切作别。
这是栗山一贯的死亡美学，虽然他只担任总监制，但他的风格显然强烈地影响着整部片子。因此，除了等太阳，B组也着实是没别的办法了。
分管这边的制片人天天半夜爬起来看星象，就差自己跪地上起一卦了。有时候难得晴一个小时，整个剧组人仰马翻，吭哧叮哐一顿凶猛操作，还没来得及调好光，乌云便又来了。
应隐那晚上就受了风寒，头几天感冒昏沉，后面几天别的症状倒是没了，但一睡觉就咳嗽，直咳得胸腔疼。
睡不好，第二天仍得早起化妆，然后在对太阳光的漫长等待中昏昏欲睡。
商邵每天例行问她拍摄顺利与否，应隐不想让他多担心，总说“顺利”，“顺利”得超期了六天后，瞒不过去了，老实交代：“一直在等太阳……”
“等太阳？”
“嗯，没太阳光，就没有导演要的感觉。”应隐坐在小马扎上，答着答着，想咳嗽了，便找个借口说导演找，匆忙之间挂断电话后，撕心裂肺咳嗽起来。
俊仪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把一旁沏的八宝茶递给她润喉。她细心，沏茶时将芝麻挑了，多放了几片苹果干进去。
“我借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梨。这么咳下去不行。”
“这么……拍下去……咳咳……也不行！”俊仪拍得很用力，应隐只觉得肺快给她拍出来了，“好痛咳咳咳！……别、别拍了！”
程俊仪赶紧收了手：“你是不是都把药偷偷扔了？”她凝着眉头。一天三顿按剂量喂的，偏就是不见效。
“我吃饱了撑的……”应隐咳得脸色煞白。
原地待命的剧组和对手戏演员们都很关心她，但关心了这么些天，话都讲干了，再听到，都是见怪不怪的劲儿。
“我问一问阿姨，有没有好的食补方子。”俊仪说。
“别。”应隐按下她手。
进度搁浅到第七天，总制片人、栗山以及从香港来探班的出品方之一一起到了现场。
应隐虽然早猜到到那个刘宗是出品方之一，但看到他出现时，心里还是咯噔一声，总觉得病情都更不愉快地起来——
因为跟在刘宗身后的，还有于莎莎。
或者说，上次在宋时璋公司见到的那批人里，这次只有于莎莎被获准跟在他身侧。
主演病了，又超时了这么多天，理应首先被关怀。总制片给带了药，嘘寒问暖一阵子，话都让制片主任老杜给代为答了。
“怎么一直没安排应老师去省会医院看一看呢？”总制片问。
塌方公路早就抢修好了，畅通过去不过一百多公里。老杜支吾着答不出，应隐主动说：“每天就那么点出太阳的时间，走了就耽搁进度了。我还行，白天不咳，只有晚上睡觉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