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来，就告诉大家, 原来的剧本有所调整。
原定计凝云的戏份删减了一大半, 同时, 肖翠兰的戏份增加了, 番位直接从可有可无的花瓶上升到重要的女三号。
黄娟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手足无措地站起来：“不, 这怎么行呢？导演，我还是个新人，我害怕胜任不了这么重要的角色。”
“不用再说, 这事已经定了。”蒋文星深深地埋下头去，注视着剧本的眼睛里写满憋屈。
谁叫周为国是黄娟的干爹呢, 谁叫他又为剧组投了二十万呢？
要知道, 光是前期搭布景，定制服装和道具就花了不少钱。偏偏这时候, 香港方面传出消息, 老板对合作不是很满意, 想要增加新条款。
这都快开机了，投资方突然喊停，谁受得了？不少花费还是蒋文星找人合伙垫上的。
没办法,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蒋文星再有风骨, 也不可能和钱过去。
而在这件事上，梅荣山没有发言权，毕竟喊停项目的是自家老板，而剧组困境他也看到了。
商量来商量去，只能牺牲苏阙了，谁叫她当初为了抢计凝云一角，几乎成为全剧组公敌了呢。
剧本大改，计凝云的台词少了，感情线也删了，与此同时，肖翠云不仅有了台词，人物线也丰满起来。为了贴合高大上的主旋律，她的身份竟然变成了军部某高级官员自小被人拐卖到山河城的孤女。抗敌胜利后，官员找来，父女俩迎着夕阳抱头痛哭。
拿到剧本的所有人都在猜测，黄娟这看似女三号的戏份，其实都能算是女一号了。另一位女主演也挺尴尬的，为了配合修改，她的戏份也删减了一些，不过没苏阙删得多罢了。
对此，苏阙倒是破天荒没说什么。当天大家读剧本，她也很配合地完成了。
只不过第二天，剧组安排试妆，她生病，让卫小东代她请了假。
第三天，剧组安排到片场熟悉环境，她还生病，又让卫小东代请了假。
第四天，卫小东有别的事未到剧组，苏阙干脆连假也没请。
第五天，剧组开机仪式，宋氏突然传出撤资的消息，理由是老板对新剧本的改动不满意，将要起-诉剧组未按合同办事。
这麻烦可就大了。
香港有完善的律法体系，处处依法办事，很少讲人情。
而这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不可理解的事。
市场经济才开始多久？按照中央的说法，现在还处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转型阶段，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国外司空见惯的合同法、公司法，国内连听都没听过。
尤其是国维艾这种突然转型的公司，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老一套。以前的合同只限于供销、建设规划这些领域，只需注明哪年哪月需求多少即可。他们派往香港谈判的法务人员，虽然对香港的法律体系有所了解，但真正谈判起来，才知道涉及很多方方面面的细节，他们连遇都没遇到过，谈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宋莲出事前，合同一直谈不妥的原因。
宋莲住院期间，国维艾也急着盈利，好暂时填补电影厂的亏空，于是几个负责人一拍脑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塞钱。
国内奉行法无禁止即可行，为了促成生意，多少人拉关系、送礼物，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扩大化，这样的事越来越成为常态。
几个负责人想得也挺简单，香港嘛，说到底还是要回归的，都是同胞，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呢。
于是贿赂高层的钱成了敲门砖，至于合同，反正他们也没多少经验，看着差不多就签了。
签的时候也没太放在心上，因为国内讲人情，出了事，为了不撕破脸，大家也不至于闹得这么僵。
谁知道，修改剧本这事，彻底触及到宋氏的底线。
宋氏的理由无可辩驳，修改后的剧本不再具有竞争力，他们没必要为了不赚钱的项目白费力气。
国维艾起初还觉得，这事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大不了继续改呗。
结果越改越不像话。
宋氏直接提出了赔偿要求，包括苏阙机票在内的所有费用高达三百六十万。
国维艾那叫一个气呀，他们这边忙着联系场地找演员，前期投入流水一样花出去了，宋氏说撤资就撤资，他们还没喊赔偿呢！
可是再气能怎么办呢？合同仲裁地在香港，人家的地盘，人家说了算。
没办法，只得请电影厂向上级反映，希望以电影局的名义，向宋氏施压。
谁成想，电影局负责的人是阚望，是从苏阙那里，向国外学习了先进理念的未来接班人。阚望不仅不帮他们，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要求他们赔偿宋氏的损失。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忙出面说服宋氏，少收一些赔偿金，并且尽量不撤资，按原剧本把项目进行下去。
而所谓的说服，还不就是给苏阙打一通电话的事。
于是这事兜兜转转一个多月又回到原点，按原剧本走。
黄娟拿着原剧本，气得手指把纸张都抠出印来，偏偏由于人设太过完美，还不得不硬挤出笑容，温柔地告诉大家：“我都可以的，我听大家安排啦。”
不少人对她给予了同情。要知道，按这个原剧本，肖翠兰可是一句台词都没有的。
为这事，卫小东私下里笑得在地毯上直打滚，连呼黄娟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