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到此为止。
婕西笑着问苏郁檀：“看到您当年帮助过的孩子有了今天的幸福，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苏郁檀微叹：“很为他们高兴。也有一点遗憾……我做社工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如果您有更多时间做社工，就可以帮助更多孩子？”
“是的。”
“您觉得对这些孩子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苏郁檀毫不犹豫地说：“是制度。是逐步完善起来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父母资格证》制度。
“没有这些制度，就得眼睁睁看着一些孩子被父母或别的监护人虐待、忽视、遗弃、控制却毫无办法。
“比如说：一个孩子被虐待了，谁会发现这件事？谁来处理这件事？要不要剥夺其监护人的监护权？由谁来剥夺？如果剥夺了，孩子以后由谁抚养？抚养费由谁出？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体而现实的，没有完善的制度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
“这就是您力挺《父母资格证》制度的原因？”
“对！”
“但有些反对者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这么低，《父母资格证》是在雪上加霜，让出生率更低？”
苏郁檀摇了摇头：“繁衍的本能一直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让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原因，从来不是《父母资格证》制度，而是经济水平、生活压力、养育条件和我们自身的心理问题。”
“我认为：《父母资格证》制度有利于减少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心理问题。从长远来说，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是有利的。”
“还有人说：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父母资格证》制度，是对人权的侵犯？”
苏郁檀眉一挑，温和的脸上多了一点冷色：“成年人有生育的权利，孩子就没有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的权利吗？说这种话的人，把孩子的权利放在什么位置？
“当成年人的权益和孩子的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更倾向于维护孩子的权益。因为成年人可以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孩子被生出来时，是被动的，是不由自己选择的。”
婕西默了一下，又问：“所以，您希望《父母资格证》制度一直存在下去？”
苏郁檀却再次摇摇头：“不，我希望它早日消失。”
婕西十分惊讶：“我不太明白！您不是力挺这项制度吗？”
苏郁檀说：“我比较赞同反家暴基金会那位会长先生的话：我们建立这个制度，不是为了搞生育歧视，不是为了阻止某一类人留下血脉后裔，而是为了迫使所有想当父母的人，都认认真真去学习如何当好父母。
“如果有一天，不需要制度的约束，所有人都会自动自发自愿地这么做，那么，这项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就可以自动消失了。”
婕西呆了一下：“会有那么一天吗？”
苏郁檀微微耸肩：“我不知道。就像一千年前的人，也想象不到《父母资格证》制度什么时候可以建立、会不会建立。”
“的确是这样。”婕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开启了一个新话题，“那些考不到证，却又想有孩子的人怎么办？”
苏郁檀轻松地说：“第一个办法，他们可以去捐献自己的生殖细胞。或许过一二十年，就有一位姑娘或小伙走过来对他们说：嗨，我是你的女儿或儿子。
“不用承担他们承担不了的养育责任，就可以有自己的血脉后裔，不好吗？
“我原先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出了一点意外，我提前认识了我的大女儿。”
婕西忍不住笑起来：“这倒的确是个好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苏郁檀说：“第二个办法，我也做出了表率。我考到《父母资格证》的时候，仍然是六级的潜创症患者，所以我通过考试被人们称为‘奇迹’。
“为什么我能考到证，而那些病得没我重、甚至没有病的人会考不到证？我觉得，他们与其报怨制度，不如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在做好了准备时再生孩子。这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孩子，都更加有利。”
那天专访的最后，婕西又播了一段纪录片，画面是许多年来各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的资料，解说词则是苏郁檀那篇《我们为什么需要〈父母资格证〉？》的节选。
苏郁檀与婕西告别时，一个好听的女中音正在念那部分文字：
提起父母二字，人们常常会用伟大、无私之类的词藻来形容。
我承认，大部分父母配得上这样的赞美。
但作为徐珍妮案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曾经从事社工工作的人，我也想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父母都具备那样的品质。
有些父母对孩子的伤害，甚至会让孩子产生“我宁愿你们没有生下我”的想法。
面对这样的控诉，有些家长会反省自身，有些则把过错推到孩子或别人身上，认定自己是没错的。
这样的人，有资格当父母吗？
我认为：在如今这样一个年代，他们是没有的。
想当父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首先，在你决定生孩子之前，你必须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生孩子？
如果你生孩子，只是为了从众，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因为别人有了孩子所以你也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