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上孩子考上大学是需要办酒的，母亲跟娘家的亲戚关系还算可以，贺珊的几个姨妈主动要求办升学宴，其中有一个姨妈试探性地问要不要联系贺珊爷爷家的人，被贺珊妈妈粗暴的反对了。
贺珊也觉得这件事很平常，毕竟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十年里爷爷奶奶那边的人对她们母女俩个不闻不问，升学宴找他们好像跟他们要钱一样，不如不找。
可是她偷听到二姨跟母亲的对话却让她的人生观颠覆了，“你跟珊珊说过她爸的事吗？”
“有什么可说的？”
“你真打算瞒贺珊一辈子？”
“别说了，我什么都不会跟贺珊说的，贺珊永远是我跟老贺的女儿。”
“可你看贺家这个态度……”姨妈抱怨了几句，“听说房子你还没改名？我当初跟你说什么了，老贺既然已经留了话，就赶紧把名字改了，免得给贺珊添麻烦，她毕竟不是老贺亲生的，现在房价越来越高，贺家的人……”
“这房子是我和老贺两个人一起买的，老贺还留了话……”
“到时候贺家不承认怎么办？”
“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听我的，我认识一个熟人，你赶紧把房子的名字改了！”
“知道了，让我在想想……”
贺珊听到这里已经受不了了，一个人低着头跑开了，她是个有缺陷的孩子，母亲对她过度保护，父亲对她虽然不太亲近但也很好，记忆中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没想到……她竟然不是父亲亲生的！
这件事她一直压在心里，直到15年年底，母亲生了重病，忽然离世……
她在姨妈和舅舅们的帮助下把母亲安葬了，可母亲重病躺在医院时不出现，她一个人“发送”母亲的时候不出现，所有的事她一个人都做完了，准备处理自家房子的时候，“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出现了，他们把她给告了，要房子。
贺珊打了生命中第一场官司，第一次请律师，第一次上法院，第一次平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奶奶哭诉房子是用他们俩口子的血汗钱买的，儿子去世之后他们善良大度的同意让儿媳和儿媳带来的拖油瓶住，没想到儿媳妇竟然把房子改了名字……要求收回房子。
爷爷说话更不客气，对她一口一个野种的叫着，说她妈说是出去打工，实际上是出去卖了，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家了，生下孩子之后舔不知耻地勾引他儿子……
贺珊坐在被告席上平静地听着，房子是她从小长到大的地方，是妈妈唯一留给她的东西，她不想轻易交给别人，但是如果真是“爷爷”、“奶奶”说的那样，她又有什么资格继续住下去？
跟母亲关系最好的二姨上了证人席，说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真相，当年爷爷奶奶家里穷得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又憨又老实爸爸不得爷爷奶奶的喜欢，三十二了还因为家里没房娶不上媳妇，爸爸经人介绍认识了妈妈，妈妈当时也不是按照“大姑娘”嫁的，就是个带孩子的女人，否则当年才二十四岁，长相清秀的姑娘怎么可能会赚给大自己八岁又家里穷成那样的男人，这点爷爷奶奶也知道，结婚的事爷爷奶奶也是同意的，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两床铺盖凑在一起，买了个脸盆就算结婚。爷爷奶奶嫌他们占地方，嫌贺珊白吃饭，结婚三天就把他们赶出来了。
他们夫妻俩个带着孩子在市场附近租了间小破房，每天靠卖馒头赚钱，没想到渐渐竟有了些家底，家境好转了起来，两口子一看有了奔头，继续起早贪黑的赚钱，房子就是那个时候积攒家底买的，其中还有妈妈打工时攒下的积蓄，爸爸去世之前知道自己的父母贪，留了话也留了字据把房子留给妈妈和她。
二姨拿出了当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拿出来的遗嘱，遗嘱写得并不正规，只是在烟盒上的一段话，上面有爸爸的签名和手印。
爷爷奶奶说这个遗嘱是伪造的，可又拿不出证据，法院和律师建议做司法鉴定，爷爷奶奶不肯出钱，最终房子被判给了她。
打赢了官司的贺珊并不开心，经过这一系列的风波，她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出门用异样眼光看她的人不光是因为她身体的缺陷，还因为她身世的“不光彩”，贺珊有了一个念头，她想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她跟二姨谈过了，二姨能提供她的唯一线索是妈妈当初是在A市的一家饭店打工的，饭店的名字她忘了，当年的坐机电话号码她好像还有，翻了许久终于在一张很破旧的笔记本里翻到了，可拔打过去已经是空号了。
贺珊找到了帮自己打官司的律师，律师姓贾，跟她相处理很好，见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减免了她很多律师费，贾律师建议她来找A市的专业机构帮忙，同时推荐了思甜工作室。
“这家公司收费看起来挺高的，但不会在背后坑人宰人。”
贺珊带着把家里的老房子租出去赚来的房租钱，来到了A市，找到落脚的地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思甜工作室。
过去的汪思甜对这种案子挺烦的，人/流手术又花不了多少钱，干嘛非生个没爸的孩子出来啊？现在想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私生子又不是自己愿意生出来的，难道再塞回亲妈的肚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