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书案上，有的账本翻得凌乱，有的井然有序，能看出大臣们的几分性子。
皇帝坐回龙椅上，环扫了一眼，问道：“都算得如何了?”
场下默声，都低着头。
还像之前那样，皇帝开始一个个点，道：“工部，这十年间宝船厂送出去了几条船?”
又是工部周尚书“打头阵”。
算得的数目，连他都讪讪不好意思开口，低着头答道：“回陛下，共送出千料大船七艘，五百料、七百料等中船十三艘。”
皇帝其实早就知晓数目，再次听见时，犹忍不住憋屈生气，一拍桌案，怒道：“应天府宝船厂从各处漕运木料，兴师动众，一年所造千料大船不过三五艘，十年间竟送出去了七艘。”
兵部曾数次苦诉海卫缺战船，而朝廷竟往外赐船，何等讽刺。这样个送法，造再多大船也不够用。
皇帝压压火气，又问：“江南织造绸缎几许，赐出去的又占几成?”
周尚书应道：“江南各司府每岁织造丝布三万五千余匹，去岁赏赐四夷使臣丝布一万八千余匹。”
竟超出了半数。
众大臣终于明白皇帝今日为何大动肝火了。平日里总觉得大庆沃壤千里、富庶物阜，给前来朝拜的番国赏些丝绸、银两不足为道，可仔细一算，半数的丝绸都赏了出去，留予大庆自用的竟只有一万七千余匹。
皇帝质问众人道：“如此大的数目，缘何平日从来无人提起?反是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满朝弹劾。”大臣们都把心思放在党争上了。
臣子们愧不敢言。
皇帝继续点名：“吏部，《宋史》第三卷‘海商篇’，读出来。”
轮到裴珏，他翻开史书，照着念道：“……绍兴二十五年，泉州港市舶司商船税例增至百万缗……”
一缗为一贯钱，约为一两银。
宋时还不止泉州这么一个商港。
念完后，皇帝发问：“去岁泉州市舶司纳得船税折合银子共有多少?”
大庆官商多由泉州市舶司申报出海，占到所有出海官船的七成，然裴珏给出的数字却是：“回陛下，不足三十万两。”
宋时就已经超百万缗，大庆再统江山后，船税所得不增反降，由一百万贯降到了不足三十万贯。这么一对比，足够振聋发聩。
皇帝想起裴少淮所言——张尚书家的老管事垄断了采办，自定货价，掩人耳目，中饱私囊。这些一家独大的官商，不正如那贼精的老管事一样吗?也不知道是真的收不上船税，还是船税流进他人口袋。
“是什么缘由造成如此大的差距?”皇帝问道。
市舶司虽是吏部监设，却由福建布政司直接辖管，吏部是一点好处都没捞到过。裴珏何等精明的一个人，岂会猜不明白皇帝的意思，他应道：“微臣回去立马选派贤能前往泉州市舶司巡察，再给陛下答复。”
“户部，你觉得呢?”皇帝又问。
户部尚书应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譬如“官船出海以广交结好为先，行商为次”、“官船出海短则三五月，长则七八月，耗时长而获利短”，最后，兴许是想说些好话来哄皇帝开心，他道：“大庆朝物阜民丰，可自产自销自足，大庆所产物美价廉，何须拿银子从海外购买?是以，百姓多不用舶来藩物，长久之下，船税所得自然就少了……微臣以为，此为大庆强盛之兆，陛下当高兴才是。”
他若只说前面的话，只是无知而已，说了后面这番话，便是无能了。自己手里还戴着玳瑁珠串，却言百姓不用舶来物，岂非“何不食肉糜”?
他这官途是到头了。
坐在一旁的楼阁老脸色发黑。
皇帝没有当场处置户部尚书，只道：“官居户部而不通税例，身处高位而不恤民情，户部该好好整治了。”这番评价，只怕事后“整治”时，皇帝不会给他留尚书最后的体面。
户部尚书冷汗涟涟，垂垂欲倒，半个身子倚在桌案上，才勉强站住。他望向楼阁老，示以求助，却见楼阁老冷脸别了过去。
其后，在皇帝依次发问，礼部、大理寺、太仆寺皆言之有物。
诸国往来，朝贡一事与礼部牵扯最大，所以徐尚书一上来就认了失职之过，然后依次列举礼部这些年兜底购买各藩国商品的价格。
几年间，碗石从三百贯一斤降到了五十贯一斤，苏木从五百贯一斤降到了八十贯一斤……虽仍是做赔本买卖，但至少礼部一直在想方设法压价，替朝廷省钱。
徐尚书的话说完，皇帝想起徐知意曾数次舌战藩国使臣，扬朝廷之威。面对这样的臣子，礼部、鸿胪寺虽有错，皇帝又岂忍心重罚。
陆大人禀报贡品陆运一事时，道：“四夷使臣入朝进贡，正是春日农忙时，为将贡品自关口运至京都，各地多征徭役，巨石重物常耗七八人不止，奇珍异兽需精心养喂，常耗十人不止。”
属实是劳民伤财。
杨大人会同刑部一起禀报，道：“藩国使臣来贡时，使臣、随从欺凌百姓之事，并不少见。”又列举几桩具体的案件，譬如，使臣外出游街时，自诩是朝廷贵人，要强抢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