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澜与梁思差着几届，在大学里并无交集，两人最早就是在律协和论坛的那些活动上认识的。因为是校友，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但工作领域到底不太相干，除了元旦和春节发过几条祝贺、拜年的信息之外，一直没什么联系。
所以这一天接到梁思发来的微信，说有事要跟她聊一聊，关澜多少觉得有点突然。她们商量时间地点，梁思随她方便，最后是约在政法校区附近的一间茶馆里，订了个小包间。
关澜到的时候，梁思已经坐在那里等她了，怔怔入了定，好像来了许久，但面前茶盏斟满，又像是根本没动过。看到她进来，梁思欠身对她笑，说：“关老师来了啊。”还是一贯简单干练的打扮，平和不出错的谈吐。
但坐下说话，又好像不知道从何开始，梁思静了静，才道：“这次离婚认证的事情结束，SK 所就不再代表 Summer 了。”
这句话本身并不在关澜意料之外，她一直从齐宋那里获知美国那边的进度，举报材料已经递交，像其他逃税案件一样，新闻也报出来了，Heather Summer 涉嫌利用双重国籍进行税务欺诈，IRS 将对其展开调查，背景资料里还提到了“美学指数”一案。至于那个推测中的有钱老头儿，可能正紧急撇清与 Summer 的关系，大概率也要黄了。
但梁思此时说起这些，还是让她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是为了 Summer 的事，应该跟齐宋联系，而不是单独找她谈。
果然，紧接着就听见梁思说：“这样我们就不是相对两方的律师了，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给你。”
关澜问：“什么案子?”
梁思笑笑，答：“当然是离婚，我和我丈夫。”
也许是说话时的表情与内容差得实在太多，关澜讶异，顿了顿，才转到平常见当事人谈案的频道上，说：“我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没有原因，”梁思仍旧带着点笑容，摇头回答，“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没有人有任何过错， 他就是想离婚，说跟我过不下去了。”
“财产和孩子的情况呢?”关澜又问。
“一个孩子，男孩，今年五岁，”梁思回答，简略而准确，“这几年我们俩各自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是分开的。家用以及孩子的开销，谁遇上就谁出了，没有计较过。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还剩几百万贷款没还，主贷人是我。”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协议?”关澜提出一种可能，因为梁思给她感觉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
“没有，”梁思摇头，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注册结婚的。”
关澜点头确认：“中美之间没有缔结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种情况离婚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刚办完一个中国结美国离的，又来一个美国结中国离的，”梁思自嘲，继续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离。”
关澜听着，只觉黯然。她的经验之谈，这恐怕是所有离婚案当中最难的一种，双方都没有过错，只是一方想分开，而另一方不愿意。如果有错，可以去调查。如果财产和抚养权有争议，也可以去谈判。但遇到这种情况，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其实只剩下漫长的撕扯和等待。而律师的作用，不过就是陪着他们经历这一切而已，甚至很可能把局面变得更坏。
梁思接着详细说了说她和丈夫何静远的情况。两人在校园里开始交往，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起初两地分居，她在 SK 纽约所工作，何静远在波士顿读书。三年后，合伙人跟她谈，说想派她回国。当时何静远也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后。两人商量过后，一同回国，在 A 市定居。接下去的几年里，她在 SK 所升上了合伙人，何静远进了 A 大工作，现在已经是副教授头衔。生活过得平静优渥，且分工明确。她很忙，但有很好的收入。何静远则比较佛系，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弄个早饭，把孩子送幼儿园，他有事去学校，没事就在健身房练一个半钟头，回家看看文献，做一个旅游视频号，下午再把孩子接回家。
梁思说着，把手里的茶杯一圈一圈地转。倘若到此为止，还是个让人羡慕的婚姻故事，但转折终究还是来了。
“他跟我提离婚，我一直没当真，还在等着他表态，是不是再去做一次婚姻咨询。”
“你们已经做过婚姻咨询?”关澜问。她也遇到过一些没有原则性问题，心意也不坚决的当事人，也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个心理咨询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尽管很少，问题真的会被解决。
“对，”但梁思点头，说出更常见的一种结果，“两年前找过，后来因为我怀孕了，就没继续。”
性，或者孕育新生命，好像是更常见的解决一切婚姻问题的办法，但其实根本不是。
梁思继续说下去：“那个孩子意外流产了，我们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他又跟我提离婚。我还在想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一直没时间。就在昨天，他发消息通知我，他搬出去住了。我加完班回到家，只看到保姆带着孩子，他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