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常流动的摊贩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常和城管执法局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邵兴旺虽然不愿苟同，但他能够理解。他和荷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菜农挣个钱，真是太不容易了。
没日没夜地劳动，一天忙到晚，挣不了几个钱。
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一个乡下人，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农，邵兴旺也有了能省则省，能抠再抠，和其他农民一样省吃俭用的生存哲学。
不是他铢锱必较，而是生活所逼，迫不得已。
一旦市场上有人破坏规则，其他人想要遵守就很难办到。
小时候，邵兴旺跟着父亲在菜市场卖菜，有时，从早持续到晚，菜都卖不完，大部分绿叶子蔬菜已经坏掉了，只能倒掉。
经济上的损失自然是小事情，可时间上的成本谁也耗不起。
农贸市场外的人，早早卖完了菜，而且早早回了家，等他们到家后，别人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毕，现在正和家人优哉游哉地吃晚饭呢。
早上11点一过，农贸市场内外就很少有顾客了。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下班前后的一两个小时里，还会有一波人来。但相比早上少了很多，因为大多数人会在早晨趁蔬菜瓜果、禽蛋新鲜的时候，买够一天所需。
每天，总有两个半筐鸡蛋卖不完，赵雨荷的菜筐里也会剩少量的蔬菜。没办法，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加入到“流动摊贩”大军。
邵兴旺提着两筐鸡蛋，蹲守在工厂家属区大门的西侧，赵雨荷则把两筐菜摆放在大门东侧，相聚不过百米的距离。
他们没有把筐子摆在一起，也是为了前呼后应，侦查“敌情”，至少在城管来了之后，有一个人能够逃跑，也就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搭救，这是谍战片上常有的镜头，也是像他们这样的菜农、家禽养殖户常做的事情。
卖鸡蛋，不仅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还能与这些男女老少闲聊。
从小商贩身上，特别是他们大呼小叫、吵吵闹闹的吆喝买卖声中，邵兴旺能看到生活百味，能发现人生百态，至少让他觉得，卖鸡蛋这差事，并不显得枯燥，甚至比起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显得有意思。
至少，再也不用一坐一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各样无聊透顶的会议。
在这里，心是自由的，身体也是自由的，唯一的不足是缺少安全感，常会担心被围上来的顾客挤碎了鸡蛋，担心被城管追撵，逮住了罚款。
世上没有一种职业是完美的，没有一种职业是绝对安全的。
和邵兴旺关系不错的菜农告诫他们说：“你们不是职业菜贩子，也不属于职业小商贩，没必要在农贸市场租摊位，一天不管卖多少，都得交30元的摊位费，贵，不划算。”
菜农是好心，赵雨荷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邵兴旺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遵纪守法总是没错的。第二天他们照样进市场，照样卖不完，照样蹲守在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一来二去，邵兴旺和家属区门口小店铺的老板竟然混熟了。这倒不是邵兴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个教书的先生，爱看书，懂教育，很健谈，天南海北、各色人等，只要和他搭腔聊天，很少把话聊死的。
时间一长，邵兴旺和爱拉家常的人都混熟了，无论是筐里的鸡蛋，还是蔬菜，只要摆在他的面前，基本上一两个小时也就卖空了。
裁缝铺子的李秀珍，邵兴旺最为熟悉。她心肠很热，一看到邵兴旺蹲在墙根卖鸡蛋，常常主动给他倒杯热水，这让他非常感动，逢人便夸李秀珍的种种好处。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邵兴旺懂。
每天，李秀珍只要把邵兴旺喝水的大塑料杯灌满水，他免不了送两枚鸡蛋。二百多只鸡，每天总有七八枚磕破皮的鸡蛋，邵兴旺怕碎了，用塑料袋包裹好几层，单独装在三轮车头的布兜里。
刚开始，李秀珍觉得不好意思，但时间一长，李秀珍也习惯了，也就不再推辞。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李秀珍还会厚着脸皮对邵兴旺说，把你那破了壳的鸡蛋全部送给她。
两个三个，邵兴旺送得起，但这一大盘子的破壳鸡蛋，邵兴旺还是有点舍不得。因为一些老年人还专门要破壳鸡蛋，就一个原因——便宜。
其实，城里人并没乡下人想象的那么富有，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至少在买菜和买鸡蛋的事情上，邵兴旺从他们对一毛两毛钱的斤斤计较上，能够看得出，有些城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比乡下人轻松。
买鸡蛋专挑破了壳的买，买菜也专挑那些长相差，价格低的买。
有钱人，谁会在乎那一毛两毛？
乡下人虽然穷，可家里有地，吃粮吃菜不需要花钱，每月开销最大的就算油盐酱醋茶，外加水电费了。
土地是国家按照家里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的，无论邵家棚，还是赵家坡，凡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基本都能分到一亩田。
穷，大家都穷，乡下人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有一次，邵兴旺实在没有一毛钱的零钱给人找，被一位中年妇女硬生生地讹走了一枚鸡蛋，气得他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工厂家属区的门口不止邵兴旺一人卖鸡蛋。其实从早到晚，这里的流动摊贩就从来没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