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卿对当今的奇葩怪谈，早就见怪不怪不大动气，她也习惯以日常文字为武器，不停批驳那些奇葩的怪论，以正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之视听，这回针对全盘西化的论调，写了一篇《论反对全盘西化》。
珍卿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讲述原生文化对族群的重要性。何为文化？它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加工后产生，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的生活。社会学这个新生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社会学无论从哪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化，都脱不开研究文化的社会功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才是宗旨，若旧的文化影响这个宗旨，革除积弊才是应有之义；若新的文化妨害这个宗旨，也根本不必师法学习它。古今中外的文化是否值得保留和师法，也要以文化的社会功能定标准……
珍卿以西洋学界名人的论断，还有她探索经史、文艺的感悟，立论说中国文化不弱于西方文化。譬如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俗文化，使中国神权始终不能压服皇权，从儒家孔子开始“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开始数千年的世俗化进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当中国各方面达到世界顶端，频繁的宗教战争造成的黑暗时代，还让西方人长期处在蒙昧之中。还有中国兼表音形意的汉字，也给中国历代的文学艺术形式，加入了层次丰满的审美元素……
珍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化和科技化方面，师法西方是没有错处的，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要素，已经跟中国人的政治、民生各端融为一体，胡乱西化指定让中国全都乱套……
珍卿的文章反响自然不错，国内外的文人学者纷纷发文，把这个议题吵得很热。浑沌的崇洋西化派驳她的文章，发出来的多是站不住脚的奇谈怪论，徒给有识之士增加笑柄。而声援珍卿论点的有识之士，就比那些混沌崇洋派高明得多，不必细述。不少人通过报社向易先生写信，期间珍卿又结识数位学养深顾的海外同胞，跟一位修历史古文的宋庭哉博士，笔谈得风生水起，颇有倾盖如故之感。
宋先生说看到《论反对全盘西论》，忍不住对易先生高论拍案叫绝，拍得指头疼了有三天。宋先生在信中跟珍卿推心置腹，说得都是肺腑之言，前清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尚有道理，只不过，为体的“中学”还须经过一番改造，改造文化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一两代人根本做不好，短智者动辄高呼西化立竿见影，诚然可笑。同时，宋先生说念书时就已经有觉悟，科技化和现代化，乃系当今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师法西方从这两方面着手即可，中国的其他文化远比西方强得多，全盘西化大可不必。
珍卿跟宋庭哉先生通信后，晓得他是平京大学的史学博士，近期正好在巴黎大学讲学，说对易先生作品一直留心，时常渴盼与易先生面晤深谈，是故不揣冒昧想跟珍卿见面。
珍卿对笔友奔现稍感犹疑，一直没有明确回复他。某一天，在国家图书馆结识的小友毛鉴，问珍卿认不认得宋庭哉先生，两下一对，才知毛鉴同学竟是宋先生高徒。现实中有了连接点，珍卿觉得笔友奔现也不妨。
交际之事珍卿不瞒着三哥，不想三哥一听是宋庭哉先生，还诧异珍卿怎么认得他的，三哥晓得他是平京声名在外的史学博士，同时研究古文字、古史、古籍。珍卿留美的第二年，三哥去平京看望杜教授，曾偶然见过此人一面，虽然私下没有交情，说来也不算全然的生客，还让珍卿安心把他请到家里。
三哥没意见，珍卿就把宋庭哉先生请来家里，这宋庭哉先生典型的文人模样，穿着洋装皮鞋也显得文质彬彬。三哥就叫珍卿跟宋先生随意谈谈，他则忙着催督午饭、照看茶点，中途还打电话叫四姐来吃午饭。不忙这些琐碎的时候，就像个安静的美男子坐在一旁，听珍卿跟宋先生纵论古今之事。
宋先生性格一如他的外表，为怕易先生觉得他招摇撞骗，特意把他收集的三代（夏商周》重器资料，还有他近期著述的《殷商铜器》《西周青铜器》给珍卿看，珍卿读后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他们两人从历史谈到文艺，从文艺谈到神话，从神话谈到不同民族的精神，谈到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后来谈得实在兴起，珍卿把她做的散失文物图书的资料目录，破天荒跟相识未久的外人分享。
宋先生粗粗看过就如获至宝，惊喜得两眼放光、腮帮子哆嗦，问珍卿能否让他共享资料时，馋得哈剌子都快流出来。他说不远万里跑到欧洲讲学，就是想收集中国流失文物的资料，尤其是来自三代（夏、商、周）重器的资料，但他在此人生地不熟的，这项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他预备在欧洲待两三年呢，欧洲待完怕还要走趟美洲，没料到易先生收罗的资料如此详实。
珍卿还把收集的敦煌词集曲谱，也现宝似的拿出给宋先生看。对此，宋先生笑眯眯的倒不惊讶，说毛鉴是他平京大学的学生，来法国边上学边抄敦煌集子，就是他给毛鉴的勤工俭学的任务，他也算是毛鉴的老板吧。
珍卿跟宋先生谈得真愉快，首先是她跟宋先生学术兴趣相近，不少文史观念也是不谋而合，已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味。当得知这位宋先生幼失怙恃，自幼被祖父一人抚养长大，珍卿就更有亲切感，仿佛遇到一个男版的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