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嘛，我就一直思量，向洋人推广文化固然重要，但把我们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先来唤醒中国青年的智慧，于今日情势岂不更重要？试想一想，为何许多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也动辄叫嚷中国全盘西化，把老祖宗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涉猎得太浅太少。但凡懂些中国的政治道统和先贤智慧，便知权力分散的省级自治，根本不适应偌大中国的管理；还有，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族社会差序格局，就算现在多少人说它该灭亡，客观地说，它也不会轻易被西方市民社会取代……
“所以啊，三哥，我想循序对国学经典去芜存菁，循着中国文史的脉络让国人重视国学，发现中国圣贤的生存哲学和发展智慧。譬如现在，我想自著一本深入浅出的书，给国人讲讲中国‘法’的渊源，东方学会老学究的观点不录，也不会对书的主旨妨害太多。”
问题就在于，珍卿自身的学业事务不少，说是马上就放暑假，珍卿还要上达芒先生的美术课，这是达芒先生亲睐她加的小灶，课时也没有平时多，她总不能不知好歹。还有数不过来的名画要临摹，还要跟宋庭哉一起整理收集文物资料，为此，她绸缪许久的翻译事业都暂停。她想法都好却没有三头六臂，一个人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在三哥英国出差期间，国内杜教授还打电报来，说梁州文事大学的庄宜邦、董南轩二校长，辗转托人给兴华教育基金会带信，说学校不少院系还缺少水平合适的教材，请基金会同事在人材荟萃的海宁、平京等地，委托专人帮他们遴选或自编教材，他们预备秋季开学就给学生使用。
杜教授和彭叔叔等不管有无公职，各自都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忙，勉强帮两位校长担待部分文科教材，外语相关的教材都尽量派给别人，杜教授任教的海宁国大承揽一些，杜教授所在的中华研究院也找了人。
但分来分去还剩一些，杜教授自言实在无人可托，便给珍卿派了两本教材的编选——《大众哲学》《英美散文读本》，这两本都是大一学生选修课用的，说严谨也不需要太严谨，说不严谨也需要专业背景，杜教授叫珍卿参考外国大学的教科书，大差不差先攒出两本教材用。
按照杜教授说的意思，国内不但无人追问版权问题，也不会有人指摘她编选得不好，毕竟每个大学情况都复杂，有些学校校长都走马灯似的换，动不动换教师换教本也寻常。一校之内，天南海北的学生水平也参差，教书匠水平不济的也不在少数。说白了，现在很多学生所以能成材，关键还在于自学能力高强。如此说来，教科书的作用似乎就不大。杜教授甚至暗示珍卿抄外国人的教本，直接把珍卿这做闺女的整无语了。
珍卿既然想影响中国的青年，她就不会拒绝编选教材的事。
但是照搬外国课本也不好，先撇开这里的版权问题，中外的制度国情不同，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照搬过去也会水土不符的。比如，若是《英美散文读本》照搬国外，有些在国外司空见惯的制度习俗，在中国人那就是异域风情，就算文章内容可以意会，词汇和语法若太复杂，学生基础不够怎么学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珍卿也没有许多时间精力，精雕细镂地编选这两本书，鉴于这批教材秋季就要用，把书编写好还要寄回去校对排印，运到梁州文理大学也要时间。她这里占用时间太多后面的事就耽误了。
三哥无奈地看着珍卿：”那就按你爸爸说的做，将来修订时再细细改嘛。不然，你就是铁打的也撑不住。“
珍卿阖着眼睛靠在他胸前，三哥的话正说在点子上。对于杜教授派来的两本教材，珍卿忖夺后决定，做的比杜教授的标准高一些，但要违背她精益求精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
三哥出差的这个礼拜，珍卿突击设计好书的结构和内容，把需要的论文和书目也都找好。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她的工作强度太大了，她也不是铁打的身躯。三哥回的前一天又是她的生理期，她连着三夜做战争爆发的噩梦，她自己在烽烟血火中不停奔跑，一时想搭救他一时要挽救她，可是终究只能看亲友逐一死去。即便理智告诉她，自己是太劳累梦境才悲观，但心境如何能不受影响呢？
珍卿不止一次梦见玉琮，他在梦中向珍卿泣血倾诉，说他一去黄泉、蓬莱之远，当视道旁桃林如视他也，玉琮在她梦里不止一次死去。还有圣音女中的室友梁玉芝——连累她从圣音退学的那个女孩，昨天也忽入她的梦境，手脚上戴着镣铐也在念：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许多面目模糊的亲友，在她梦里徒劳地死去了。
这些关于死亡的梦境，跟她现实的处境似无关，她最近也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事，只能说她太劳累了，潜意识里的东西蹦出来作祟。
珍卿抱着膝盖看着窗外，山大的压力令她憔悴许多。三哥抚着她的脸蛋准备说什么，女佣敲门请他们去就餐，三哥请女佣把午餐送到房里。
一会女佣过来把午餐摆好，三哥给珍卿多夹好消化的菜，心里明白，小妹的痛苦不仅在于劳累，她或许也有他曾经的感觉：明明已是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明明有比父辈更通达的人脉资源，但对国家民众命运的影响依然有限，这份焦灼自责陆浩云深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