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卿也开始在中文系、外文系、艺术系教课，中文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外文系教的是三年级翻译，艺术系教的是《中国画》，数门课程排得相对较满，不过有助教处理杂务尚好。
珍卿《中国哲学》开学第一课，她的教室内外依然人满为患，她按惯例先向大家自我介绍，然后书写头一课演讲的题目——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
平京大学早年便将哲学作为通才课程，要求修习文、理、工、医、机电的学生都学习，我至今视此策为深谋远虑的创举，希望中国所有高等学校皆能施行之。
那么，我们为何非要学哲学不可？进一步讲，我们为何非要学中国哲学不可？
我把哲学大约分为以下几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修养论、政治论。
我跟美术系学生讲美术理论，会告诉他们：以客观规律求真是人生的最低标准，以道德要求求善是中等标准，以审美标准求艺术是最高标准。
本体论研究宇宙的本原，这本原包括对时间、空间、物质本源的探究。宇宙论涵盖时间、空间、物质的宇宙生成、发展之过程。我们姑且将这些研究称为求真。
尊重客观规律是人与动物的生存底线，违背客观规律的无知者会招致损害和死亡。譬如我们学蒲松龄《狼三则》之二，贪婪无知的狼不晓得万有引力，贪求屠夫持在肉钩上的肉死掉了；再如有人见电工带电作业没事，自己垫个梯子爬上去摸电线，他就莫名其妙地被电死了……
再谈到家国大事上，清末的拳团不识现代科技，以为洋枪洋炮乃是西人邪术，竟以为黑狗血可破妖人邪术，他们当年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说到现在发展日新月异的远洋舰、轰炸机，我们就要羡慕西方在力学、光学、声学、电学研究上，太多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于军事领域。他们这些“求真”领先的现代国家，样样都比我们得心应手，而“求真”落后于先进国家的我们，现在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那么哲学对于“求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它为科学家提供探索客观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在以后的课程中会有溯及。
而哲学体系中的人生论、致知论、修养论，我暂时将其归入求善的范畴。善者包括善言、善德、善思、善行，而善的本质乃是适应兴衰、谐于环境，能使身心和外物在变数中维持平衡，如此即可谓人生之至善也。
就在今年一月份，我一位学生给我写信倾诉烦恼，说他身在后方宁静祥和的校园中，料不到东洋人有那般惨绝人寰的暴行，他想到不能入眠、不愿吃饭，甚至觉得上课也全无意义，这样不停地想任何事也做不了。可是完全不想那些事能行吗？此时听课的人也无不在设想，东洋人那鲜血淋漓的罪恶屠刀，会否有朝一日架在你的脖颈上吧？
我这位学生五岁能诵《诗三百》，考进大学时是他们省里的头名状元，在大学是能参加全国游泳比赛的能手，如今还是气象系的高材生。可是人生在世要活得平衡，仅仅拥有这些文武知识就够了吗？遇到像我那位学生一样的思想困境，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应付呢？
非要我来说的话，只好采取折中的原则了：我们要学习要做事时，则必须勒令自己精神专一、心无旁骛，而当自己忘乎所以、思想轻浮时，要逼迫自己直面淋漓的鲜血，告诫自己学习和工作是为了什么……
哲学体系中的人生论，通对人性、道德、心性等的探究，帮助我们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致知论教我们主动观察我们的思想，并可以有意识地自我塑造，将自己身上看似杂乱、相悖的知识、情感、观念统一于整体，避免我们在生存困境中限入错乱，以致崩溃毁灭……
…………
珍卿给学生们讲哲学对人生的意义，收到的反晌非常好，很多学生认为这种通才教育才是必要的。而她在外文系教翻译的教学方式却颇有争议。
时下翻译界流行的一种论调，认为翻译就像是精密的外科手术，翻译者按照翻译规律行事即可。但珍卿告诉她的学生们，理工科的真理都并非永久真理，人文科学却为何要设定所谓永久真理呢？
她启发学生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思考中译外或外译中究竟直译好还是意译好，若有人说要将直译或意译的办法折中，又究竟是如何的折中法呢？珍卿要学生先立一个论点，她不会事先评判哪种对或哪种错，而叫学生自己在学习实践中去探索。
她还叫学生们多读名著的译本，最好能够读中外对照的名著版本，再根据自己的译法实践来评价：名人的译作哪处可以取法，哪里值得批评。既而根据个人习性和审美，不断于实践中调整自身翻译习惯。待到本学期结束之时，将自己最初立下的翻译论点，重新拿出来对照检视现下的论点，看自家观念可曾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倒是挺喜欢这种自由方法，可是很多老先生就觉得太离经叛道了。
有一回，有个外文系学生想做工读兼职，珍卿到女寝室给她送本地职业指导所的联系方式。她出了女寝室在碧湖旁边散步，遇到外文系的女学生方君茹等来聊天。
方君茹说她从前爱看的译文小说，多是平铺直叙不加雕琢的直译法，但她崇拜的某翻译家就是这种风格。可读这种直译名著总觉得晦涩难懂，按照易先生的办法把中文和英文对照阅读，以前看不懂的译著看原文反倒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