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牧师朋友告诉孟先生，社会党的军队每占领一地，就在那里取缔鸦片和高利贷，烧毁地契取消捐税，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还建立合作制的集体企业，把chāng妓、乞丐变成普通人，据说还建立一些小学校，免费给当地学童提供基础阶段的教育，还在占领地对百姓开展扫盲运动……
孟先生谈了很多“匪区”的事，一室之内所有人都在认真听。陆三哥消息很灵通，孟先生讲的事他多有听闻，但是当着孟家三个孩子，他谨慎地保持着缄默，他看着聚精会神的小妹，她眼里是黑黝黝的光，此时此刻，他竟难以分辨她的情绪。
孟家的大儿子启民，肃然凝重地问父亲：“爸爸，您认为他们能成功吗？他们那些纲领性的东西，他们开始做的事情，以后会发生异化和倒退吗？他们会倒退成一个流寇匪帮式的团伙吗？爸爸，要说到禁毒、办学和禁娼，应天政府不也在做吗？我们怎么断定，谁的主义纲领更可能成功？”
珍卿看着侃侃而谈的启民，十几岁少年有这种思考力，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三哥紧握着珍卿的手，示意她不要胡乱讲话。
他们和孟家孩子一齐看向孟先生，都在认真地等着他回答。他的妻子之前悄悄地进来坐下，现在又安静地给大家续水。
孟先生自己点燃了烟斗，他那深邃沧桑的眼睛里，还会聚着沉重复杂的思虑，那思虑似从缥缈的远古而来，穿越漫长错乱的历史迷雾，到了一个依然看不清方向的路口。他吐着烟圈喟然长叹：
“中华民族从清末就苦难更迭，没有哪一年是国泰民安的，远近的仁人志士各种办法都试过，各种主义兴起又式微，你看看那些所谓的政治明星，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理念和主义实现了吗？能做个寓公都属善终，若不能善终，不外乎沦为独夫民贼，成为新的贫弱动乱的根源……
“中国这个地方的事情，远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复杂、都难办，谁能断定何人是对何人是错，哪方能成哪方必败呢？我不能给出正确的判断，但你们要我说的话，我以为不妨把国家大势先撇开，从小处看看不同主义的人做的事。
“我去年到西北地区游历过，去过才知为何彼地易生饥馑，一遇荒年动不动就饿殍千里。说起西北地区的秦州，自清末以来就盛产罂、粟，清亡后历代军阀也延此陋俗，皆有逼迫农民种植罂、粟之弊。历任军阀种植罂、粟，是欲以鸦片收获巨利，一面供他们自己挥霍享乐，一面又从洋人那买兵器打内战。
“大片肥沃的土地种了罂、粟，百姓赖以裹腹的小米、玉米、麦子供应不足，农民没有余粮余钱，一遇灾荒就只好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去乞食度日，自清末以来，死在逃荒路上的饥民，至少有百万之众了吧。”
室内所有人都感到心情凝重，孟太太眼里闪动着水光。孟先生喟然长叹，沉默片刻又继续说起来：
“孟子言，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唐太宗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那些封建王朝的开明君主，也知道要养民护民以收笼人心。可是现在的当局者们，绝大多数都在本末倒置，将民人驱驰如犬羊牲畜，作为上位者哪有父母之心呢。
“应天政府固然有一些好政策，但实际效果让人不敢恭维。譬如讲，被他们斥责伤风败俗的jì女，原本也不过是生民之一，不过因为乡村凋敝颓败，动不动兵争不止，小农经济又被冲击，只好背井离乡到异地他乡求生计。可她们既没有受过好教育，民国也没有那么多企业，给她们提供应当的工作机会。如此政府又取缔她们，驱赶她们，便只好去货卖皮肉了，这是战争和洋人夺不走的资本。
“建立所谓‘苏维埃’的那群人，目下还不知道他们是何等样人，亦不知应天政府还能容忍他们几时，更不知他们的前途远景在哪，终究有无可能实现他们主义。
“但以老夫近来研究的心得，公民党之主义几经变更，他们自家人讲的‘三民主义’，是谓‘民族、民权、民生’。实行民族主义就当反抗外来侵略，可洋人还在中国横行，他们还在忙于内战，况且应天政府武备也算孱弱，暂时还践行不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谓民主政治，他们讲国民还需要教育，制度还需要建设，这一条暂时缓办也无可厚非；可是民生主义讲‘平均地权，限制资本’，这些事情为何也迟迟不办？
“是因其党政军内，掣肘斗争太多，利益纠葛太复杂。所以，我听公民党喊口号许久，却没见他们办成什么善事。
“而社会党比较……比较特殊，呃，他们的政策明确利民，撇开其军事、政治诉求和那些难以卒信的阶级zhuān政之怪谈，老夫以为最大的可取之处，是他们不单单向人们喊口号，而是确实把事情做到实处，他们分土地、办工厂以养民，办学校、扫盲流以教民，禁鸦、片高利贷、除恶霸以护民。”
启民继续提出他的疑惑：“可是社会党，确实杀了不少人，而且报纸说他们是流寇，这里钻一阵那里钻一阵，居无定所的一些理想主义者，说白了跟草寇差不了多少，如何能彻底实施他们的纲领，践行他们的主义呢？而且他们还想攻占大城市，一次次失败了不是吗？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孟太太拿过烟灰缸，孟先生磕磕它的烟斗，想重新填些烟叶又放下，他自己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唏嘘地道：“这也是为父的疑虑啊，他们的主义虽有利民之处，可他们如何生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