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南屿长大了，开始畏惧，也许还有一丝厌烦。无法沟通的母亲，无论对她说什么快乐的忧愁的事情，都只换来直勾勾的眼神。岛上的人都说，疯子就这样打量别人。疯子不懂冒犯，不懂礼貌，不懂得人应该用眼皮掩盖情绪，陶良女非常直接，偶尔有几天看不到陶南屿，她就会在屋子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喊叫，用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喊陶南屿的小名。
陶南屿至今不知道她喊的是“南南”，还是“囡囡”。
但她想起更多的事情。
陶良女离岛到陆上治病，花的是国家的钱。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陶圭在海上失踪，养着陶良女更像是一种不情不愿的责任。偶尔的，族人到陆上办事，会去病院里看一看她。陶良女渐渐的谁都认不出来，见到探视她的人，就喊陶南屿的名字。
少女时代的陶南屿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也太杂了。陶良女心里只有她，而她把江以冬看作向往，正敞开怀抱憧憬整个世界。
去见妈妈的时候，她厌烦过吗？她逃避过吗？她坐在母亲的床沿看她用手抓烧饼大啃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憎嫌吗？
坐在瀑布边，她因为过去自己的不懂事疯狂流泪。她现在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见到自己，陶良女总会用那双凸起的眼睛，紧紧地捕捉她。她要按照母亲的指示站起来、转圈，要说明自己平安无事、一切顺利。她看到母亲紧绷的肩膀松懈，有时候还会笑：看到陶南屿获得好成绩，吃到陶南屿带来的水果时，她像天底下所有妈妈，露出慈爱的笑。
这些温柔的瞬间，让陶南屿心头的憎烦渐渐变成怜悯。
只是她懂得珍惜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要把母亲骨灰罐带走的想法，扎根得很早很早。
葬礼时陶南屿站在山上，她没有哭，亲戚教她如何富有技巧地掐自己皮肤好让眼泪自然流出，陶南屿也没有去做。她看着母亲便宜的骨灰罐放入单薄的棺材，脑中自动记忆从山下走到这里的路径。只有听到有人说“阿良女解脱了”的时候，她才猛地转头，寻找说话之人。
她那时的目光一定凶狠，才会在族人心中留下那么多恶劣印象。
然而无论怎么对着骨灰罐倾诉自己这些年的生活，以为能把喜怒哀乐说完，却总有更多更多的话。
总是陶南屿在说，她很少听陶良女讲自己。
她不知道母亲的历史。不知道母亲成为母亲之前，来到小岛之前，曾见过怎样的月亮和星星。她也无法得知外公外婆曾怎么照顾母亲，怎样爱她，寻找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否还挂念着她。
满月照在陶南屿身上，她痛快酣畅地哭。哭声甚至引来了周围人的关注。有人递给她纸巾，有人在她身边放下热饮。她来到演奏会的场地，坐在微醉的人中间，度过了不眠的一夜。
第二日，是孙哥先联系陶南屿。他找到了孙正峰的联系方式。
来到孙哥的小超市，碰上休假的孙嫂。孙嫂知道她的来意，闲聊几句后压低声音：“你妈妈回来的那天，我也在。”
孙嫂也是果里村人，陶良女失踪时她读初中，陶良女回家时她已是高三应届生，周末回家，恰好遇上村中议论纷纷。
父母走后，孙正峰继承了房子，一家三口住着，做点儿小生意。陶良女回来那天，村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都要看看这个去而复返的女孩儿现在什么样子。
她瘦了许多，总是很惊慌，时刻紧抓身边女老师的手。
跟孙正峰和村长、支书说明情况的是一同回来的男老师。孙嫂挤在人群中，她记得村人又惊奇又感慨，同龄的女人走过去打量陶良女，牵挂她的长辈站在她身边抹泪。唯有孙正峰，一张僵硬的难以形容的脸。
村里没有招待所和宾馆，陶良女住在家中，两个老师无处可去，便在隔壁邻居家里借了两张床。孙嫂记得，男老师就住在孙哥家里，女老师住得更远一些。
因住得近，男老师常到孙家去，跟孙正峰聊天。
陶良女没有自己的房间。孙正峰在正屋的竹席上铺了被褥，陶良女晚上就睡在那里。但她常常不睡，兴奋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念叨：这里变了，那里变了，这个没了，那个不是这个样子的……“家”变得陌生了。
白天，孙正峰带她上山去祭拜父母。去了一次，陶良女第二天还想去，第三天也要去。孙正峰没时间陪她，让妻子跟着，但他妻子也不情愿，便总是女老师和她一同去。
男老师常在孙家呆着，不知跟孙正峰说些什么。他们在这儿住了一个多星期，孙嫂有次经过，看见男老师和孙正峰在门口说话，孙正峰忽然很大声很诧异地反问：“她还要回来？！”抬头见孙嫂走过，立刻垂头不语。
正聊着，孙哥回来了。他接上妻子的话：“你妈妈回来第一天很紧张，但后来那些天，看起来就跟正常人一样。当时我爸妈劝孙正峰在家里腾个房间给你妈妈。孙正峰没说什么，回家去了，男老师在我们家门口抽烟。我记得他说，‘哪里都不是家’。”
孙嫂问：“什么意思啊？女人不能回娘家？”
孙哥：“那怎么算娘家？”他低声嘀咕，“爹妈都没了，那房子当时是孙正峰的家。她在外面嫁人生孩子了，回来还要赖在大哥家里？”
孙嫂眉头紧了：“那是正常的嫁人吗？你们男的就都这样想啊？房子和钱都是孙正峰的了，妹妹这个情况，回家不给腾个位置合适吗？不就多一双碗筷，凭什么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