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向北一下火车，公安就过来抓人，向北还想瞒着家里人呢，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
迎上陶南风的眼神，范至诚赶紧解释：“今天上午公安就到公司来了，说要带负责人走，看了资质证书看到法人是向北，就说要把向北带走。动静闹得太大，大家都知道了。”
梁银珍被陶南风抱住，全身上下都在颤抖，她此时整个人都陷入到向北被抓去坐牢、有可能被判刑、砍头的惊惧之中。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猛然醒过神来，慌慌张张地松开陶南风的手，转身往屋里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我们向北是烈士的孩子，政府不能杀他，不能杀他，我有证明！”
所有人都糊涂了。
向北不是梁银珍的孩子吗？怎么就成了烈士后代？
梁银珍跑出来，哆哆嗦嗦地举着一张泛黄的、盖着大红章的纸：“这个，这个就是证明，向北是烈士的孩子，政府不能杀他！”
陶南风抬头看着梁银珍。
花白的头发扎了个小小发髻，因为奔跑散出一撮头发，在风中凌乱。满是皱纹的脸，满面泪痕，双目红通通的，她被战争、运动吓破了胆，一听说是公安抓人，整个人已经快到崩溃边缘，呆呆地看着媳妇。
“向北当过兵，他是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他的勋章。他是烈士的后代，他爸爸、他妈妈都是地下工作者，被敌人抓住后……枪决了，我家向东也是烈士，我们家，我们家为革命丢了三条命，向北不能死，不能死啊。”
说到后来，梁银珍声音嘶哑，苦苦地哀求着陶南风：“南风，你帮帮向北，你把这些都拿去给政府看，让他们网开一面。不管我家向北做了什么事，只要留下他一条命，不管是赔钱还是什么，我都同意。用我的命抵他一命，好不好？”
刚才还嘈杂不堪的堂屋，忽然安静下来。
虽然梁银珍说得语无伦次，但陶南风听懂了。“我们家为革命丢了三条命”这句话让她心情沉重异常，接过梁银珍手中那张珍藏几十年的证明文件，她低头认真看着。
这是一份盖着苏维埃政府公章的老文件，上面写着简单证明，证明梁银珠、钟慕阳是地下工作者，为革命英勇牺牲。
陶南风再也抑制不住眼中泪水，抬头看向梁银珍：“妈，向北的父母是烈士，都牺牲了？”
梁银珍此刻只想快点把向北从牢里救出来，哪里还敢隐瞒半分：“梁银珠是我妹妹，她和钟慕阳一直在魔都从事地下工作，我儿子向东才十六岁，十六岁就跟着银珠，不到一年……就丢了命。紧跟着银珠和钟慕阳被敌人抓住，关在那个狼牙监狱，快要解放了，敌人大屠杀，银珠他们被杀，临死前费尽千辛万苦把只有六个月大的向北送出来，这是她的遗书。”
梁银珍再掏出那份血书递给陶南风。
陶南风看到这张鲜血已经变乌、透着残忍与凄凉的遗书，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
——姐，向东死了，我还你一个孩子。现在时局变化，我已被关进监牢，身入虎口，生死未定……假若不幸，切切远离此间混乱，勿再提及我与慕阳。孩子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梁银珍是个慈祥的母亲，把孩子看得像眼珠子一样珍贵。可是世道艰难，向南六岁、向茜三岁就夭折了，三个孩子只活下来一个向东。唯一的向东送到小姨身边，没想到一年不到就牺牲了。现在陪在梁银珍身边的儿子，向北，是她的外甥。向北的父母，是为革命英勇就义的地下工作者。
听完梁银珍的述说，向永福站起身，旱烟杆磕了磕砖柱，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他此刻异常冷静：“向北没有错，现在是新社会，政府不会不讲道理。银珍你莫慌，让南风和大家一起想办法。”
正说话间，小院门外传来一道声音：“陶南风——”
萧爱云第一个跳了起来：“乔亚东！”
在魔都读研的乔亚东背着一个书包，风尘仆仆，一见到陶南风便急急地说：“南风你别急，向北对这件事已经有预感，也有预案。”
预案？
一听这话，所有人都来了精神：向北还有预案？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代表向北不会有事？
梁银珍见到这么多人来为向北想办法，眼中的泪止也止不住，不住嘴地说着：“谢谢，谢谢！”
向永福对梁银珍说：“赶紧烧水倒茶呀，这么多客人。”
刚才梁银珍觉得天快要塌下来，陶南风一回来她仿佛有了支撑，再听向永福这么一指挥，顿时找到了事情做：“好好好，我去泡茶。”
堂屋里没有那么多椅子，有的坐、有的站，都围着乔亚东和陶南风。
听了陶守信的教诲，乔亚东认真读书，大学毕业之后考取魔都大学孔华清教授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潜心做学问这么多年，他不再是秀峰山农场一个普通知青，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见解的年青学者。
萧爱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江北四中当语文老师，已经结婚，她急急地问乔亚东：“乔班长，你给我们说说，向北有什么预案，需要我们做什么？”
乔亚东谢过梁银珍递过来的热茶，喘匀一口气，从包里取出几页纸，交到陶南风手中：“向北让我写一篇关于土地价值的文章，我写好了。向北交代说找江城日报的吕雪记者，把这篇文章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