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她告诉她的父亲，她要读法学。
那的确是一个荒唐的念头。
四十年代的澳大利亚，白澳政策阴云正浓。她是女人，又有亚洲血统，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当律师，实在是天方夜谭。父女二人争吵许久，她终于喊出了心中所想：
她不想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被藏在阁楼里的女人。她要学一门实实在在的学科，如果不是律师，就是医生，或者是工程师——她想抛头露脸地工作！
吵到最后，父亲的话也说得很明确：你如果一定要学这些，那我不会支付你一分钱的学费。
于是那一年，十八岁的Rossela朝对面点着雪茄的中年男人点点头，然后离开了那栋位于市中心的豪华公寓。
她并非身无分文，母亲病逝时为她留下了一个账户，她也在少年时代不停将父亲给的零用钱拆分存入。她用这笔钱读书，生活，辅以无休止的课余兼职和助学贷款，终于念下了那个被父亲视为“不可能”的法学学位，考下了从业执照。
然后她就被现实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父亲说得一点错都没有：四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没有白人会把官司交给一个混血女律师，哪怕她的成绩是整个学校最出众的，哪怕她的英文没有一点口音，哪怕她的专业能力不比任何白人男性逊色。
她的父亲没有再给过她一分钱，他甚至又娶了一个新妻子，在她读大学的四年间生下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1941年的冬天，压在Rossela头顶的除了房租，还有高昂的助学贷款。
她知道她父亲在等着看她的笑话，等着她灰溜溜地回到家里。一旦她如此做了，贷款的压力会消失，但她也再没有底气和资本拒绝成为别人的妻子。
在那个走投无路的关卡，朋友的信从意大利寄来了。
“你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替华人打官司呢？”她的朋友这样问她，“我听说仗打起来以后，南洋有许多华商从事中澳周转的贸易，他们需要精通两国语言的律师，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服务呢？”
信纸上简短的两行字，Rossela如梦初醒。
但随即又犯起愁。
她在中国长到八岁，中文能说，但识字却不灵光。汉字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是和单词字母全然不同的读写感。因此，尽管她法律相关的资格万事俱备，但要给华商办事，还剩下一道中文读写的难关要过。
白澳政策严苛，以往人潮熙攘的唐人街华人走得走，散的散。她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一家华人报社在唐人街开设了为华人幼童补习中文的学堂，不识字的成人也可旁听。
于是，在阔别中国十四年后，Rossela拿着大学的文凭，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学中文。
说是成年人也可以来，但真能拉下脸和幼童一起学写字的终归是少数，Rossela也不是全然不要面子。她总是在上课后才过去，坐在房间的倒数第二排。孩子们念“白日依山尽”，她也用手指指着学堂私印课本上的汉字，低着声音，一字一字地跟读，辨认。
那间房子的位置很古怪，是在一家赌场的楼上，楼道的尽头。那栋楼非常破旧，又因为紧挨着赌场，从楼梯走上去时，她会听到黑暗里的亲吻声，和许多避开人群的交易。
唐人街的幼童们真是见多识广，Rossela每一次都心有余悸地想。他们想读书就要穿越这样的黑暗走廊，小小年纪便窥得俗世风光。
课程一周两节，都在晚上。上到第三节时，她终于意识到，学堂有一位学生，来得比她更晚，坐得比她更靠后。
7月，墨尔本的隆冬，气温并不低，但风却寒冷而刺骨，入夜尤其如此。那个女人总是穿一件黑色的大衣，带黑色的围巾，黑色的靴子，在学生们齐声朗诵时从后门进入，静悄悄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的位置。
她不会弄出太大的动静，也不会脱掉外套，于是Rossela总是侧手扶着脸，用余光打量她，看到她黑色的大衣里是长裙，在领口露出金色的一角。
那在冬日的黑夜里，光彩夺目的一角。
Rossela直觉这是个很美的女人，她的直觉在第五堂课得到了验证，这验证归功于她的计策。她把写字的钢笔故意碰到地上，笔身一直往后滚，滚到那女人脚下，然后被她俯身拾起。
她抬起头，黑色帽檐下一张精致动人的脸，红唇乌发，睫毛纤长分明，眼睛亮得惊人，眼尾狐似的上挑。
真不错，Rossela心想。
这么个惊天动地的大美人，在这里学写字。
当时在墨尔本的华人女性不多，独身的更少，她一个人出入唐人街面无惧色，Rossela私下和上课的老师打听，才知道她是长安旅社祝老板的干女儿。
人的注意力就是这样。你不关注一个人时，从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你开始关注她时，四面八方都是她的消息。
Rossela听到唐人街的女人让孩子离她远些，说她与许多男人有染，可Rossela来来回回也看不到她当真对哪个男人青眼。她听到有认识的西班牙女人提起街角新开的服装店“红玫叶”，路过时看了几眼，老板竟然就是她。
她这才知道，原来她叫金红玫。
有一次她在附近喝咖啡，见到一名西装革履的华人男性来到红玫叶前等她。还有一次她去买面包，发现一个个子不高眼睛很大的小姑娘正在红玫叶门口哭闹，金红玫出门将她带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