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银姑听到他们念那张悉尼华人私下出版的报纸——
“长夜难渡，黎明何时才会到来？南满铁路的炮声轰然炸响，已经过去十三年了……”
十三年，家国狼藉，流民四散。独在异乡为异客，谁不想回家呢？这是1944年的夏天，码头上的欧洲人四处奔走，都说德国人打了败仗，欧洲的战争要结束了。那故乡的炮火，还要多久才能止息呢？
仍然没有人来找空先生，或许最锋利的刀刃，就要用在最终决胜的时刻。
不过，这些叙事对阮银姑来说都过于庞大了。她当下面临的，是一件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事。
她怀孕了。
是喜事，尤其对他们这样的宗族而言。往家汇新一封侨批时，她和丈夫也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大洋彼岸的父母。代书先生在唐人街上替他们写字，闻言也搁下笔，抬手道一声恭喜。
丈夫不让她早晨去卖蚵仔煎了，但这样家里就会少一笔收入。于是她把开摊的时间改到下午，这样即便错过了早晨船只的生意，也有不出海的顾客来掏钱。
午后的海面没有清晨美丽，海的光不是柔和闪亮的，而是非常浓郁的蓝。也漂亮，但不灵动，再加上无风无浪，更显死板。她捧着微微隆起的腹部在岸边坐着，往左，忽然就见到了金小姐从远处驶来的车，往右，又看到了丈夫提前回来的采珠船。
她想和金小姐打招呼，但这不该是采珠船回来的时间，因此她心中升起不详的预感。
船上四个人，两个站着，一个跪着，还有一个躺在甲板上痛苦地蜷缩成一团。阮银姑站在码头张望，心止不住地往下沉。
那个躺下的人，是她的丈夫。
空先生早晨是和他丈夫一道出海的，他已经把潜水服换下来了，可丈夫还没有。他疼得厉害，别人碰一下身体就要大声的呻/吟。阮银姑扶着肚子去帮他们将船的缆绳绕上桩子，将船拉到岸边，金小姐的车也开过来了。
潜水取珍珠贝是收益不菲，可正如淘金者要担忧金矿的坍塌，海也有它的喜怒。对抗风浪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对这些要潜入深海的珍珠客而言，鱼群，暗流，减压病，都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而银姑的丈夫今天碰上的，是一种毒水母。
他不是第一个被水母蛰了的珍珠客，银姑见过那些人被带回岸边时僵硬的尸体。好在他们这次出海的距离并不遥远，空先生将他带了回来，带回Lost at Sea的码头，没有让他成为迷失在海洋中的一员。
他的嘴唇已经乌青，身体在码头的木板上抽搐。水母的毒在他体内流窜，空先生用手摸他的脖颈，又摸他的脉搏，抬起头大声说：“谁有车！去医院！”
这是与世隔绝的小镇，最近的医院也在十英里外，围上来的人们面面相觑，推开人群的是风尘仆仆赶来拿珍珠的金红玫。
她的话如此少，又如此有力，从天而降的样子让阮银姑感到自己是遇到风灾的渔民，见到了现世的海神。
她的丈夫被抬上了后座，她也跟了上去。金红玫从后备箱里拿出一盒医药箱，甩了甩针头，被空先生接了过去。
“吗啡吗？”他问，爬上后座，将她丈夫的身体在座椅上放平，“我来，你去开车。”
1944年的那个夏天，阮银姑第一次坐金红玫的车。她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她后来会成为这辆车的常客，她只是坐在副驾驶上，抱着金红玫的狗，祈祷离开故乡时对海神的祭拜仍然有效，保佑她的丈夫躲过劫难，她的孩子不能一出生就失去父亲。
好在金红玫的车技好，速度也快。他们在毒素扩散前赶到了西人开的诊所，空先生扶着她的丈夫去和护士交流，阮银姑第一次听到他说英语。她其实不懂英文，但空先生的英语口音与澳洲当地的不同，金发的护士们也在将她的丈夫送进手术室后交头接耳。
而金红玫将人送过来后，便点起支烟，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英国口音？”她问。
“金小姐能分清口音？”空先生也惊讶。
“有个旧相识，在英国读过书，”她不冷不热地笑，“教过我英文，同你一样的口音。”
空先生不再说话了，似乎觉得自己暴露了太多。好在阮银姑不会多嘴问，而金红玫不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他们在诊所外面坐了很久，古董一样的海滨诊所，明明只有十年历史，却被潮气浸得墙面生出水纹。墙壁是黄色的，顶棚是简陋的铁板。金红玫动了动脖子，颈椎传来清脆的咔嚓声。
她抽了两根烟也没有缓解倦意，空先生转过头，体贴地问：“金小姐从悉尼开过来，要多久？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两夜没睡。”她淡淡说。
她那天穿了条苏格兰格子呢的衬衣裙，扣子从锁骨延伸到裙尾。裙子腰线掐得很高，帽子与鞋都是白色的，身材纤细但富有生机，人站在那，就像是要从绿意盎然的裙子里开出一朵红花来。
不过她太累了，花朵难得不盛开，而是微微垂下花苞。花苞靠在空先生的肩上，让他看上去像是在怀里捧了一枝花，一枝不会被人采撷的花。
海神娘娘慈悲，也感恩空先生的当机立断，和金小姐来得及时。阮银姑的丈夫从昏迷中苏醒，已经忘了下午的一切，只说自己像是一直在海里和鱼群漂流。四人一狗在夜色降临前回到Lost at Sea，阮银姑留金红玫吃晚饭，再住一夜，她没有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