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可见所求甚大，肯定不会那么轻易放弃，这次被他骂跑了，下回说不定还来。
到时候他远在京城，又不能找个滴滴代骂。
还是一次性解决了吧。
苏长河打听了一番，这两人巴巴地跑回来认爹认爷爷，果然是另有原因。
严建民已经大三了，崇洋媚外，一心想去国外留学，可惜他的成绩不够好，达不到公费留学的资格，便打起了自费的主意。
自费留学，学费、生活费，花费不小，严家虽然有点小钱，但想支撑起儿子几年的花费，肯定是不够的。
严悯农当年主动站出来批.斗亲生父亲，在那个年月过得还不错，但后来平反后，就不行了。要不是他胆子小，没敢光明正大害人，只怕他就不是调职，而是被清算。
严悯农没办法，就想起了被他抛弃的老父母。其实当初严教授夫妻俩恢复工作，严悯农就想把爹妈认回来。
可惜严教授夫妻俩被伤透了心，咬口就是不答应。
严悯农在外面还是要脸的，被爹妈几次拒绝，也不来讨没趣儿。
他心里想着，爹妈只有他一个儿子，现在不认他，将来迟早得认他，不管是钱还是房子，不还是他的？
直到苏长河他们的出现，老两口待他们如子侄，严悯农就有点坐不住了，后来苏长河他们去京城上学，不怎么过来，严悯农又安心了。
再之后就是这次，严建民想出国，不仅需要严教授夫妻俩的资金支持，还需要严教授的人脉。
简而言之，就是希望老两口出钱出力，把人供出国，而他们就勉为其难回来伏低做小，当几天孝子贤孙。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苏长河想到查到的事，差点没乐了。
他对这两人没有一丝半点好感，尤其是严悯农，身为严教授夫妻俩的独子，当年怎么说也是被疼爱着长大的，结果呢？
人家外人还没批.斗，你一个当儿子的，先跳出来，说“我证明，我老子就是有这种思想”。
你他喵的，当年是把胎儿扔了，才把你养大的吧？
苏长河给他俩好好安排了一番。
这次的“消失的录取通知书”事件给教育系统带来了挺大的压力，前几天，苏长河和楚处长通电话，还谈起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当时，苏长河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报道除了带上录取通知书，还可以再加上一副由当地基层单位出具的证明，让当地基层干部签字盖章，倒逼当地干部监督这种事情。
至于二，就是办理身份证，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开始办理个人身份证。个人去外地办事基本上都是出具单位或者所在地区的介绍信。以前人员流动少，个人证件也不太需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劳动力的流动会越来越多。个人身份证件的办理也越来越有必要。
其实上面已经有人提起了，高考冒名顶替这件事只不过是让个人身份证的办理提前。
这是个庞大而繁复的工作，苏长河觉得，沪市这边需要一位有责任心的同志来参与，某位严同志就很适合嘛。
参与进这项工作，是不是得对工作负责？不能总坐在办公室里吧？你一个有责任心的同志是不是得下基层，身先士卒？
沪市这么大，人员这么多，没个几年干不完。
严悯农人品不行，但是个官迷，只要让他认为这是赋予他的重任，把这项工作做好，有可能升职，他还真能老实干下去。
他的单位这边，对他被征调出去，毫无意见。
他的领导也不喜欢他，谁会喜欢一个六亲不认，连亲爹都举报的人？能把他打发走，领导还高兴，手底下少了个麻烦，还能腾出位置，招个真正能干活的人。
严悯农的去向就这么定了，而他儿子，苏长河去了一趟他们学校。
《青年报》的发展早就不局限于京城，大江南北，各大高校基本上都有《青年报》的分部。
去年他们一起举办了慰问烈属的活动，今年上半年五一又搞了一场“劳动最光荣”的活动，深入探讨了劳动人民应享受的权利及履行的义务，并讨论了现行社会发展下已经出现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阶级问题。
小道消息，《青年报》有时候也会出现在相关领导的桌子上，为此许多机关也会订阅。
苏长河身上还挂着个总编的名头，虽然他对审核等工作干得不多，但在外部条件上，没少给《青年报》支持，甚至，有些活动也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苏长河还真是在大江南北都能找到认识的人，就算没见过面，也听说过。
严建民的学校也一样有《青年报》分部。
苏长河通过分部的人见到了学校的相关老师，他没有打压严建民，相反，还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不是想出国留学吗？自费这条路他就是拦路虎，公费这条路给了他一点希望：你看你就差一点了，只要再努把力就能达到要求了，所以努力吧，别寻思歪门邪道了。
给严悯农、严建民两人找事后，苏长河深藏功与名，不带走一丝云彩地回到严教授家，严教授看到他很高兴：“长河，你爸的工作，学校门卫正好需要一个人。”
苏长河笑道：“那可太好了，我这就回家跟老爷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