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有云“富不过三代”，这种衰败定律里头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懒惰式的“无为”，实际上并不能守成，这本质上就是躺在祖宗们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金山都不够吃的。
所以现在在赵昀统治下的帝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带来了一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伴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国家运转举步维艰，国库长年空虚。
内忧只是一部分，赵昀在处理帝国内忧时候的“无为”本质上还是无能的一种表现，但说起他对外的政策，就更加让人无力了。
时下东瀛渐起，时常骚扰帝国东南部沿海一带，尤其以辽东一代为甚。与先祖们为了安邦定国抵抗外辱不同，赵昀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颇为“大度”。以至于很多人都会赋诗颂扬当朝皇帝过于“仁慈”——
赵昀为了不起战祸，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追求和平，那就是用金钱去“安抚”外夷。
赵昀选择委屈他自己，以及让自己的帝国受委屈，他也不愿意发动战争来抵御外族的侵略，而宁可花钱来买点和平。
所以当赵昀第一次得知扶桑人有在偷自己的火器时，他其实是无所谓的，偷就偷吧！谁叫咱家大业大的，随便漏点给扶桑人都可以让他们满足了。
可是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过能够满足的小偷，直到扶桑人造出了比火铳更优秀的鸟铳，赵昀才发现事情似乎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当然，此时的赵昀依旧是抱着“与邻为善”的态度与扶桑相处的，他仅仅是控制了海商，限制了海运，以免得自家的更多好东西流落海外。但另一方面，每每当扶桑人实在“买”不到好东西，干脆开始用抢的，在东部沿海发动起匪乱的时候，赵昀选择的平定匪乱的方式，依旧是“安抚为主，武力为辅”——
“东瀛小国多羸弱，而我乃泱泱大国，与蝼蚁争一寸之利，不若任其取一毫。”
就这样，靠给予敌人仁慈，赵昀也能保得天下太平，帝国安宁。
但这样的安宁只能维系一时，而很难维系一世。因为冗兵、冗官、冗费以及攘外无力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
其中当属关东王邵进安为代表的部分新贵派官员，尤为激进。
邵进安是新贵派官员的代表，代表了更加广大的新兴贵族们的利益和需求。赵昀毫无原则的处事方式，很容易就激化了新贵派们与老京派之间的矛盾。新贵派需要改革，需要整肃官场，整顿民风，但老京派不同意，他们说这就是祖制，是规矩，任谁都不可以去改变。
因为比计划里更快地掌握了神机营，叶惟昭很快便有了机会结识关东王邵进安。
叶惟昭比邵进安自己更加懂得邵进安需要什么，他开始频频与邵进安接触。因为叶惟昭是京官，还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近卫，通过叶惟昭，邵进安也对远在丹殿上的那个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判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也是由势力强弱来决定的，这样的准则搁君臣之间也同样适用，所以合理控制与分配权力，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做君王的人，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事。
早在赵昀他爹那个时代，伴随国家的日渐稳定，先皇帝就开始着手对镇守边疆的几个军镇进行整治，逐步收回财、政、军大权。
而赵昀他爹做出这些收缩边关军镇势力范围的行为，是建立在边关稳定，国家安宁的前提之上的。现在轮到赵昀当政，赵昀依旧在延续他爹的这些政策，就遇到了问题。
因为东瀛的日渐昌盛，而中原帝国又持续奉行“安抚”政策，这导致关东及沿海一带压力特别大，倭匪经年骚扰，这让沿海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以关东王邵进安为代表的新贵官僚及贵族们迫切需要强化边关军队，保卫边疆安宁。如此一来，新贵派与老京派之间的矛盾冲突，首当其冲地，就在关东王邵进安身上体现了个淋漓尽致。
因为赵昀坚定地要削减军备，关东一带早已经岌岌可危，民愤顿起，关东王邵进安也快忍不住了。
就在今年五月，一直以来都野心勃勃的扶桑人终于有了动作，天皇一声令下，二十万扶桑大军入侵与中原帝国仅一江之隔的新罗。所到之处新罗士兵如麦穗遇上镰刀无力抵抗，遍地尸山血海，扶桑人所向披靡。
新罗王抵抗不了扶桑军，手忙脚乱中向中原求助，求援信率先递交到了关东三镇，关东王邵进安捏着新罗王的这封求助信，心潮翻涌，彻夜难眠。
扶桑攻打新罗所为何？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单纯地认为是扶桑人看不惯新罗王，只想吃掉那一块高寒之地，然后就一定会止步于中原帝国的大门外。
在朝廷里新贵派官员的斡旋下，皇帝赵昀，总算答应了自己亲自去关东看看，看有没有必要接受新罗王的救助，出兵与扶桑军作战，保帝国边关安宁。
就在赵昀做出亲临关东三镇这一决定之前，邵进安曾乔装打扮混进京城，只为与叶惟昭见面。
两个人在叶惟昭的营房里彻夜秉烛长谈，至于二人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三日后，邵进安再度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两个人也互相交换了信物，叶惟昭送了东西给邵进安带走，而邵进安也有东西留给叶惟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