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翘课了。
窝在废弃楼道里哭哭啼啼。
温渺显得十分暴躁，质问：“张晚晴哭也就算了，丁小澄你哭什么哭？”
程嵘坐在我边上，替我拿餐巾纸，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
我愤愤不平地叫嚣道：“我哭怎么了，长着泪腺不就是让我哭的吗？”一点不觉得丢人，但我也没脸说，当杨超真的动怒朝我冲过来时，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是“拳打白沙洲的老大”，我害怕了。
温渺哼哼唧唧，说：“行啊，那给你改名叫‘白沙洲哭霸’！”
我把擦眼泪的纸巾都往温渺身上丢，温渺一脸嫌弃，躲躲闪闪蹲到张晚晴身边。
手心里又被程嵘塞了一张纸，我瞥了下面台阶上的两人一眼，温渺老老实实地给张晚晴递纸巾。
我转头对程嵘说：“今天表现不错，继续努力。”
我一直认为程嵘不爱在人前说话，那就我帮他说；他不苟言笑又没什么乐子，那就我帮他找；他吃东西挑剔又麻烦，那就我帮他带……可朋友是相互的，他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对他，但偶尔也需要他给一点小小回应，哪怕一点点，让我知道他也是同样在乎我的，那就足够了。
隔了一会儿张晚晴还是没缓过来，温渺掏出准备带去找队友玩的卡牌，四人席地而坐，勉强玩了几把。
卡牌类似狼人杀，只是把名字换成“守护神”“邪灵”“平民”之类，四个人玩，人数不够，只能凭诚信不睁眼。
于是我白天“首刀”温渺，晚上当“邪灵”第一个杀温渺，要我只是平民，我就偷偷摸摸把用来指认死亡者的塑料瓶调换方向，继续杀温渺。
玩到第三把时，我是个平民。我闭着眼去摸瓶子，前两把的“邪灵”默认了我杀温渺的操作，这一把我故技重施，将瓶口对准温渺。然而一松手，瓶子竟然一百八十度掉转对准我。
我睁眼一看，张晚晴捂着嘴笑，程嵘眼角弯弯，温渺压着瓶子，怒气冲冲地质问：“可算逮着了，我说怎么每次都是我死，丁小澄你使诈也不脸红心跳，脸皮够厚啊！我看你还敢玩花招！”
“玩花招”三个字音调拔高了，很快废弃楼道的下方飘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哪个班的？不上课躲在这里玩？”
大家反应灵敏，抓起地上的手机和卡牌起身就跑。
我倒霉落在了后面，一回头就看见教导主任正强行想把脸塞进铁门的栏杆，异常凶悍地对我大喊道：“别跑！哪个班的，要是让我抓着你们——”
我吓得扭头赶紧往前跑，跑我前面的温渺这时突然回头朝我笑得一脸奸诈，他也喊：“报告老师，是初三一班丁小澄！”
竟然敢卖我？
我气得想跳脚：“他说谎！是初三一班温渺，体育队那个温渺！”
温渺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干脆破罐子破摔说：“屁，还有程嵘，年级第一程嵘！”
太过分了！
我马上嚷嚷说：“张晚晴！还有张晚晴！”
等等，他卖程嵘我气什么，他卖程嵘我为什么要卖张晚晴？
算了，卖都卖了，也算有难同当吧。
我们那会儿多奇怪啊，团结一致又四分五裂，彼此依赖又互相攻讦，但并不妨碍那时岁月的可爱，就好像一辈子漫长，都会这样共度时光。
第二章 把这少年看进心坎
三月底，请假的老李终于回来了。对于“血吸虫”事件，老李的处理方式是“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叫我和张晚晴都搬回原位。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动，老李劝了几句也懒得再管，只能放任我们四个人继续和其他人划清界限。
没过几天，中考和毕业晚会取代了“血吸虫”成为新的话题热点，当初选择跟风哄笑的人，现在选择了跟风遗忘。
唯有我们几个把这事儿装到心里，为以证清白，我拉着张晚晴去了外公外婆家，她身上的丘疹经过我外公——具有四十年行医经验的老中医确诊之后，立刻就确定是跳蚤咬的，不过这事儿到了张太太嘴里就成了另一个意思。
张晚晴回到家后高兴地转达了确诊后的好消息，张太太听完却说：“什么脏的臭的地方都去钻，惹跳蚤了吧？看你下次还去不去那谁家！”
“那谁”指的是我。我家的房子就是张太太口中的农村小楼房，住着一家十几口人不说，迫于生计，还不断搭砖房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住。以前去找张晚晴出去玩的时候，我记得张太太说：房子乱，人乱，环境也乱。
张太太对我从小就是这个态度，我都习惯了，张晚晴却不乐意，跟她妈大吵一架，离家出走来跟我抢枕头，把这事告诉了我。
她走的时候，张太太放狠话说：“行啊，你睡她家去，走了就别回来！”
第二天张太太就打脸了。
张晚晴在校外的大提琴比赛上得了第一，我们四人决定在大学城吃饭庆祝，刚巧碰上洲上的邻居，于是这好消息就先于我们传回去了。
消息率先在菜市场传开，张太太听了喜笑颜开，从不肯踏足我家的她莅临寒舍，许下无数承诺，把张晚晴哄回去了。
但之后我就约不到张晚晴了。张晚晴整天跟我抱怨，张太太请了五批亲戚看“张晚晴大提琴个人会演”。
“笑什么？”
清明过后，夜风已经不那么冷了。白沙洲上不通公交车，看舞台剧的地方又不能停单车，我和程嵘只能从白沙大桥上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