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彤认得高宴，并不理会，示意工人继续。高宴站在她面前：“我和宋沧跟你说过，我们会给你一个解释。你为什么不肯等？”
“故我堂在他手里已经三年，还不够吗？我还要等多久！”
“钟旸把故我堂交给宋沧的时候，我就在场。钟旸的遗嘱有见证人，是合法的。他已经不是你的未婚夫，你没有权利插手这件事。”高宴从随身背的挎包里拿出一台平板，“你不是一直不相信钟旸会自己选择去川藏线吗，我给你看证据。”
江一彤冷笑：“又是所谓的遗嘱公证录像……”
话未说完她便停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一个咧嘴大笑的男人，脸瘦长，正举着镜头自拍。背景漆黑，路楠一眼认出他在萦江河畔，正是她当时跳下去救小猫、并认识宋沧的地方。
“我，钟旸。”男人把镜头转到身后，先是朱杉对镜头自我介绍，接着是高宴，最后是宋沧。宋沧比现在年轻，一张光滑的、没有胡茬的脸，头发比现在还长，在脑后扎起一半。他在黑夜里冲镜头微笑：“我，宋沧。”
“我时日无多，人生最后这一阶段，我想做点儿不一样的事情。”钟旸拍摄身后三人，“一彤走了，去远方，我永远到不了的远方。我也要去远方，我们四个人，出发川藏线！”
高宴和宋沧欢呼，朱杉看起来却不太高兴似的：“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所以才需要宋沧和高宴，你俩不是骑行过吗？”钟旸揽着朱杉的肩膀，“你还是医生，怕什么？”
朱杉：“我是兽医！”
钟旸快乐极了，镜头里是黑暗的萦江和萦江对面的灯火万点。“人也是动物，没事儿！”他开心地大喊，“没事儿！！”
画面暗了下去，随即从墨黑的底色里浮起一行字：2018川藏线骑行纪录。
这是一部剪辑过的纪录片，旁白的声音一出来，路楠便认得，是宋沧。他不轻佻，不调笑，低沉平静的声线：“2018年8月12日，我们抵达了成都。为期42日的骑行，就从这个闷热的城市开始。”
钟旸身体不好，但很快乐。宋沧和高宴有川藏线骑行经验，两人带着他和朱杉很慢地逐步升高，在二郎山隧道前钟旸精神百倍地举着手机：“二郎山隧道！海拔两千多米，我能不能行？”
高宴挤进镜头，拍拍他胸脯：“一定行！”
画面的角落里，朱杉在整理行李，宋沧摊开了地图。
四个人穿过康定、折多山、剪子弯山，抵达理塘。最先出现高反的不是钟旸，是朱杉。他强撑着不肯休息，被高宴和宋沧强行捆在睡袋里。朱杉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胖，只是脸稍圆。他满脸通红，边吸氧边跟其他人道歉，说着说着拉起钟旸的手：“对不起……对不起”最后竟然哭了。
三个人轮番安慰他，钟旸对着高宴的镜头笑：“山猪，最壮的一个，也是最爱哭的一个。小猫小狗救不回来哭，我生病也哭，等到我……”钟旸顿了顿，把话咽回去，拍拍朱杉肩膀。
从理塘出发，试图翻越海拔4685米的海子山时，钟旸病了。他们撤回理塘，甚至打算撤回成都，可钟旸不肯。这场病让他们在理塘足足逗留了一周，钟旸整个人急剧消瘦。
同样消瘦的还有宋沧、高宴和朱杉。每个人心里都压着沉重的东西，但从不在钟旸面前表露。只有三个人在的时候，朱杉背对他们抹眼泪，宋沧拿着布鲁斯口琴慢悠悠地吹，高宴举着DV，理塘的天空只有风，没有云。
幸运的是，钟旸恢复了健康。他们继续出发。一路上小状况不断，朱杉的车子掉链了，宋沧的车胎被扎破了，高宴下山时只顾着拍路边风景，不停“我靠，我的天，我词穷了，天呐，哇”个不停，连摔了几次。他顾不上保护自己，牢牢护着DV。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次神奇般的没有人再出大问题。
跨越这条路线的最高峰米拉山，便从海拔5000米一路下降，穿过墨竹，抵达拉萨。在路上歇脚的时候，钟旸跑到一旁冲远山大喊。
“爸！妈！一彤！”钟旸那时候仍旧中气十足，“我做到了！我……我现在好自由啊！”
高宴远远地拍他。他那快乐的、昂扬的声音在高高的山原里回荡：“我想你，我想你！”
江一彤默默地看，眼泪流了满脸。路楠把纸递给她，她低头接过，呜咽出声。工人们放下手里工作，围过来一起看。没有人出声，只有宋沧偶尔两句补充回荡在故我堂里。
回到拉萨，钟旸再次病倒。他在医院里坦白自己时日无多，医生表情复杂：“每年都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走川藏线。”
宋沧：“他们都平安回家了吗？”
医生：“是的，平安回家了。”
离开拉萨的前一夜，他们在路上闲逛。广场上有一支乐队正在表演，趁他们唱完歌，钟旸跑过去说了一通悄悄话。乐队的年轻人很慷慨，愿意借出场地和乐器让钟旸表演。钟旸弹唱了几首歌，冲镜头招手：“朱杉，宋沧，来，我们唱那首歌。”
举着DV的高宴走得更近，把场上的三个人全都摄录在机器里。
朱杉负责架子鼓，钟旸吉他，宋沧贝斯，广场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等待三个陌生表演者的演出。
“这首是我作曲的歌，歌词改编自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在旷野上》。”钟旸快乐得并不像一个病人，他拨动琴弦，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