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等到莎莎明白谅解的那一天。
会等很久吗？还是永远不会到来？
年三十
我不知道东霖那晚是几时离开的，因为后来我也站累了，靠着门，我也坐了下来。他在门外，我在门里，隔着一扇门，背靠着背，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出声。
几乎一整夜。
接近天亮的时候，我打开了门，门外已没有人。
他应该知道我一直在门里默默地陪着他吧。
他肯定是知道的,我想。
第二天，我等着莎莎给我打电话，按东霖的说法，他又和她分了手，那么，她一定会来找我，会痛哭着对我说，东霖又不要她了。
但我却没有等到她的电话。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已是大年夜，我仍然没有等到她的电话。
这不正常。
照常理，我应该当天或第二天就接到她的哭诉电话，但现在已是第三天了。
可我也没有勇气先给她打电话。那样，似乎有嫌疑，仿佛即使她不告诉我，我也会了解她的一切。我知道自己是做贼心虚。
我只能等着，假装自己是身外人，不知道她和东霖之间发生的任何事，除非她来告诉我。
接不到她的电话，我隐隐的有了恐惧，生出了许多猜想。莎莎是不是察觉了什么，然后是不是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我要失去这个朋友了。
东霖也没音讯了。没有电话，也不来找我。
我不觉得奇怪。
和莎莎彻底的分手，对他来说，也是断腕之痛吧。他也需要时间来治愈伤口，不是马上就能面对我的。
年三十，除夕，中国人最重要的团圆日子，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几乎每年都是这样孤单的度过的。
商场在这个日子照例请不了假，越是大节日，商场越忙，所以我去不了上海，也回不了老家，只能守着A市这座空城。这一天，对我来说，A市就是一座空城。
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却犹如身处孤岛。
不会有人和我吃团年饭。只有一室孤寂。
谢丰会在这个日子记得我，他从没忘记过。但他也从来都抽不出身。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还有心蕾。心蕾也是外地人，没有了他，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所以他总是给我打很多的电话，从晚上五六点开始，隔一两个小时就来个电话，不厌其烦。问我几时下班，有没有买菜，在不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直到我不耐烦的再不接他的电话。
今年也是。
五点多的时候我开始接他的电话，接了两个，我就对他说：“谢丰，不要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在记挂我，我很了解。
他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就真的没再打了。
和东霖在一起两年，两个大年夜，他也是赶回家里去陪父母。他也是独子。他老家就在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地区市，驱车来回五六个小时。他都是除夕的下午走，走之前会给我来个电话，只有两句话：“我走了，你自己好好过年”。
第一年他在大年初四才回的A市，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还在上班。何丽她们照例把很多班推给了我，因为就我最空闲，不用走东家串西家。于是我连着加班，直到生病，却还在上班。
东霖那天难得的来商场接我下班，其实他也是刚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回的A市。
在地下停车场，我找到他的车，坐进去就闭上眼睛想睡觉。他立即觉察出反常，抬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你在发烧！”说完他就直接开车带我去了医院。
在注射室，他陪着我做皮试，看着我手腕上的皮肤鼓起老大一个包，当时就问护士药水是不是打多了。
那个护士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本来还对他和颜悦色的，听了他的问话，立即丢给他一个白眼：“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给她打？”噎的他说不出话来。
我头昏昏的，但还是忍不住“嗤嗤”的笑。
他托着我手腕，把它平平的放在手心里，皱着眉看着我笑，脸上有丝难堪的窘迫。
就觉得他掌心热热的，一整条手腕都滚烫了起来。
后来在输液室，一圈圈的椅子，很多的病人，周围几个竟然都是过年吃坏了肚子的人。我和他在个角落坐着，我还是头昏，人绵软无力，他就把我揽在了怀里。
医院的椅子都是单座的，我和他之间横着个扶手，硬硬的硌着我腰，我却在他怀里很快的睡着了。
醒过来时点滴已经打完了，针不知几时抽走的，东霖捏着我手，大拇指紧紧地按着棉球，上面渗着一点点血。
他看我睁开眼，对我说着：“你的血小板太少了，抽个针头都出这么多血。”
我只望住他笑，感觉头顶白白的日光灯都像太阳似的。
那是仅有的一次看见东霖对我流露出明显的关怀，觉的他虽然不爱我，但还是喜欢我的。但也就那一次，以后再没见过他那种样子。
我也再没在他面前生过病。
第二年的春节他回来的很早，年初二上午就回了A市，我也还是在上班，接到他电话：“我到家了，下午我来接你下班吧”
我一愣：“不用了，我自己过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他又要到年初四才能回。
他接着说了一句：“你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