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队的的其他社员也同样被瞒过去了，唯有陈婶儿敏感地猜到了胡干事是谁，过几天她又悄悄告诉鲁盼儿，“吴红与万红宇定亲了。”
鲁盼儿瞪大眼睛，“吴婶儿不知道万红宇是什么人吗？”
“她当然知道！”陈婶儿讽刺地笑了，“可是她拦不住自己的男人和女儿呀，吴红上赶子讨好胡干事，吴队长也想与万局长结成亲家。”
可是，鲁盼儿又想了起来，“听说吴红已经定了亲……”
“那又算什么，退亲呗。”陈婶儿就说：“吴队长第二天就去退了亲，然后带着吴红去了万局长家——听说两边已经订好结婚的日子了。”
这么快，鲁盼儿目瞪口呆。
陈婶儿又告诉鲁盼儿，“你只当什么也不知道，也什么都不要说，不会影响到你的。”
鲁盼儿并不是怕自己的名声受影响，只是她很不愿意提起万红宇，甚至想到他都不舒服，恨不得早将他忘在脑后。
然后她也就真将万红宇忘记了。
天气慢慢暖和了，春耕在即，鲁盼儿嘱咐学生们，“明天就放农忙假了，大家要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也不要忘记学习文化知识。”然后放了学。
收起课本回到办公室，就看到了丽雯姐，笑着问：“刚从北京回来吧？”
“可不是——吴队长给我发了电报，要求我必需在农忙前回到红旗九队，否则就要报告到公社。”章丽雯无奈地说：“我只好买了火车票回来了。”去年初冬时她就回了北京，算起来住了差不多半年，但是她还是不想回来。
杨瑾就劝她，“你越是讨厌劳动，就越不能接受下田，如果放平心态，参加生产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丽雯姐立即就反驳，“老师每年不过在农忙假时才下田，你怎么能理解需要天天参加劳动的我呢？”
“农忙假正是村里最忙最累的时候，比平时的劳动辛苦多了，”鲁盼儿公正地评判，“民办老师在农闲大家休息时上课，农忙的时候与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其实并不轻松。”
章丽雯无言可对，就说：“你从来都帮着你的杨老师！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两个！”
杨老师和鲁盼儿就无奈地相视一笑，章丽雯就是错了也不会承认，而且经常这样指责他们。
章丽雯见两人被她驳得哑口无言，便得意地笑了，又拉起鲁盼儿的衣服，“哟，这边也有新款式的娃娃服，而且还是格子的，很特别——是在襄平县商店里买的吗？”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章丽雯不敢相信。
“当然，”鲁盼儿笑着告诉她，“丽雯姐穿的青年装，我也能做出来。”
“你还知道这是青年装？”
“是啊，裁剪书上有这个样式。”
“你做过吗？”
青年装与中山装很相似，更像是男人的衣服，所以一直没有人做，但是鲁盼儿还是很肯定，“只要按书上的方法，就能做出来——娃娃服就是我看着书做的。”
“九队就有好多人都穿着鲁老师做的新衣服。”杨瑾就说：“我这身中山装也是鲁老师做的。”
章丽雯终于相信鲁盼儿了，虽然自己已经有了一件碎花的娃娃服，但是眼前的这件格子的比自己的还要好看，“你帮我也做一件吧。”
“春耕之后就帮你做。”鲁盼儿随手整理好办公桌，笑着说：“你们聊，我先回家了。”
“等等，”杨瑾笑着拿起一个方盒子递给鲁盼儿，“这是北京稻香村的槽糕。”
鲁盼儿见杨老师的桌上还有一盒，知道是丽雯姐刚拿来的，便笑着接了，“谢谢杨老师——我还没吃过北京的糕点呢。”
看着鲁盼儿走远了，章丽雯就撇了撇嘴，“这么贵的糕点也你分她一半！”
“她做了好吃的也会想着我。”
“可这是我辛辛苦苦从北京带回来的呀！”
“我再给你加些运费？”
“我不是想要运费！”章丽雯生气了。
杨瑾莫名其妙，丽雯替自己带的东西，但自己可是给了钱和粮票的，送谁她没有权利管。而且，自己也时常帮她。
但毕竟都是北京知青，又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关系一直不错，且他知道章丽雯一向是个娇气的女孩子，不想跟他吵起来，便问：“调回北京有希望吗？”
章丽雯在北京留了这么久，除了逃避劳动，但更重要的是在跑调动。这种事儿不能在生产队里说，但知青之间都是公开的，也是大家最喜欢谈论的。
“唉！”章丽雯叹了一声气，“没有一点希望！”
“我回北京就开始找徐菲，打听了几位同学才知道她已经进国营工厂上班了。我见到她时，她正准备结婚呢。“
“原来徐菲能顺利调回去，是因为她姐姐调到上海工作，父母身边就没有子女照顾了。她告诉我，因为符合政策，北京同意接收她，红旗公社也就盖章放人了，手续办得还很快——我哥哥姐姐们都在北京，也不可能全部调走，所以这条路还是走不通。”
章丽雯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当初到红旗九队的五个同学，顾铁山当兵走了，徐菲调走了，蔡颖嫁给了吴强也算离开了青年点，现在就剩我们两个走不了的！”
“其实还有一条路，”杨瑾就提醒她，“去年有中央领导提议复课，国家也恢复了办大学；高中对学习比过去抓得严了；我还听说以后推荐上大学也要通过考试——你与其费这么多力气找路子，不如好好温习功课，如果能考上大学，自然就能回到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