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淮之坐在草坪上，手上拿着小汽车，怔怔看着她没说话。
两三年没见过一面的亲生儿子，沈冰看他，却像是看一个邻居家小孩儿，又看了他一会儿，便起身问身边的帮佣道：“董事长呢？”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冰冷。
帮佣说：“在书房。”
沈冰便起身走向别墅，脸上的墨镜从头到尾都不曾摘下来过。
每年春节，他外公都会说起他小时候哭着找沈冰的事，而每当说起，老人家都必要老泪纵横一番。
直到后来他叛逆期，老人家在年夜饭桌上又提起此事。
他当时对此事只感到羞耻，大发了一次脾气，到了第二年他外公才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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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桉体质很差，回到他家后的几天里，高烧一直反反复复。
她也一直喷嚏、鼻涕不断。
且她打喷嚏是可以一直“阿秋”“阿秋”地连打七八个的。
沈淮之只觉得新奇，便在旁边给她“一”“二”“三”“四”地数着，取笑她。
又是大雨，又是高烧，小姑娘一连在他家住了十多天。
他总是说——等明天我下班回来了，就送你回学校。
但每次不是他又加班到了深夜，便是他下班回来，发现林以桉又发烧了。
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在了床上动弹不得，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只茧，只留一张烧得红红的小脸在外头。
于是，他又总是说——要不明天再走吧。
她也总是迷迷糊糊地说，好。
小姑娘从一开始的怯生生，到后来，也逐渐跟他混熟了。
她像是一直吃他住他的不太好意思，那天忽然对他说：“哥哥，要不中午别叫外卖了，我来做饭吧。”
沈淮之拒绝道：“别，我可不会刷碗。”
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会做什么？别再把他厨房给炸了，再留一池子的锅碗瓢盆，那才是要了他的命。
林以桉却说：“我会刷碗！我会把厨房收拾干净的！”
在她的再三保证下，沈淮之才允许她进入自己的厨房。
她很独立，十五岁的年纪竟烧得一手老练的好菜，行云流水做了三菜一汤，又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其中有一道便是红烧肉。
林以桉问他：“好吃吗？”
他毫无犹豫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林以桉又说：“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请哥哥出去吃饭！”
沈淮之一边埋头扒饭一边道：“好，我等着。”
事实上，林以桉与他相识的那些日子，是她人生里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先是艺考落榜，之后又是高烧38度住院。
紧跟着没几日，便又从美国传来她妈妈去世的消息。
是在一个周日，林以桉原本拿他的pad在玩小游戏，却忽然接到一通越洋电话，接到电话后，面色愈加沉重，直到最后忍不住“呜呜”地哭了出来。
挂了电话，她豆大的眼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大颗一大颗地往下滚，她哽咽着恳求道：“哥哥，可不可以帮我在网上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我给你钱。”
沈淮之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她说——她妈妈去世了，是自杀。
他问：“你有护照、签证吗？”
她说都有的，之前她妈妈给她办了，只是还没邀请她去过。
她护照在宿舍，沈淮之便开车陪她去拿，给她买了两天后的机票。
处理完这些琐事，那天晚上，林以桉便一个人缩在被窝里，用被子盖着脑袋“呜呜”地哭。
她哭得很隐忍，但沈淮之在客厅还是听到了。
他只是在想，如果哪天传来他父亲或母亲的死讯，别说眼泪了，他心底会不会有那么一秒钟的情绪波动？
以他对自己的了解，他觉得大概不会有。
他不会安慰人，便只是在沙发上坐着。
但听着她心碎的哭声，他却只觉得如坐针毡。
这么多年来她好像没怎么变过。
包括一淋雨就发高烧。
包括一开始哭就停不下来，好像心底埋藏了无尽的委屈。
他只是在林以桉哭声小下去后，敲门进去给她送了一瓶水。
林以桉眼睛哭得像核桃，拿起了矿泉水却拧不开瓶盖。
沈淮之接过水瓶，“我来。”说着，拧开瓶盖递给她。
那瓶水便像甘霖抚慰着她哭得红肿的喉咙。
第二天，沈淮之开车送她到机场。
那是林以桉第一次出国，她甚至第一次坐飞机，而她未满十六岁，沈淮之便把她托付给了自己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叫傅景润，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继续深造，原本计划十天后回美国的，却被沈淮之逼着改了签。
傅景润带她上了飞机，替她回答海关的问题，出了机场有她继父派来的人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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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两人之间便像是有了某种牵绊。
沈淮之知道林以桉无父无母，一个人在江州住宿，便会时不时过问她过得怎么样，学习怎么样。
小姑娘属于慢热型，不熟时嘴里挤出一个字都难，一熟识起来便又滔滔不绝，给他讲自己在学校里的事。
常常发来一长段一长段的文字，跟小作文一样。
他忙得很，哪有时间细看，匆匆略过一眼，没什么大事便只回个“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