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忠诚，多么耿直的一番话，然而云郁心里只是冷笑。
一身寒意。
心寒。
倒不是认为费穆说了假话，或是背叛他。而是他听到费穆辩解之词的那一刻意识到，这世间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同道，只有立场和利益。他瞬间想起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巧言令色。
他自己也是巧言令色的人，但自问有底线，并不作恶。那只是他的处世之道，而非用来粉饰恶行。
外人揣测，说费穆投靠了贺兰逢春，他知道那不可能。
费穆跟贺兰逢春有交情，但绝不是一条船上的。
河阴之变会发生，根本原因是以费穆为首的禁卫军势力，想借贺兰逢春的手，来打击士族和文官。
这其实是朝廷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
自孝文皇帝太和改制以来，魏国便形成了文武分立的格局。孝文皇帝定立门阀，确立贵族。贵族其实本就存在，但孝文皇帝通过诏书，用皇权的名义给予其合法性。规定，贵族身份可以世代相袭，官爵可以子孙相继。当时是因为孝文皇帝迁都，想借此拉拢中原士族。然而造成的后果孝文皇帝恐怕自己也没想到。多年来士族体系不断膨胀，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而臃肿的怪胎。贵族凭借家族的力量，聚集人口，兼并土地，小到乡里县邑，大到一州一郡，成为当地的土豪。他们享受着朝廷的优待，所种的田地，一分一厘都不用交税。
若说兼并土地的恶果是隐性的长期的，要累积数代才会显现，政治上的特权，则危害更直接。贵族在朝中做官，且可以不断安排自己的子孙、亲戚入朝为官。甭管这人是是痴的傻的，还是脑子有毛病的，连猪都不如，只要他是贵族出身，就有资格出仕做官。这些贵族子弟，一到了十五岁，就开始往吏部那具名，等着吏部给安排官职。这些贵族往往又家大业大，一个丈夫娶一群妻妾，生的一堆儿子孙子，长大了，都伸手问朝廷要官。这些儿子孙子成了婚，又生一大群子孙，只用了几十年，数量就累积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光年间，在吏部具名，等着朝廷安排官职的人已经排了上万人。朝廷本就是世袭官，一个贵族只要出了仕，就会干到老干到死，得等上一批人死了，下一批人才有机会。于是许多人等一辈子，等到头发胡子花白，才勉强得到一个小吏的职位。至于后面更年轻的人，恐怕等到死也轮不上官职，这着实有些吓人。
贵族子弟不论德行高低，不论有才无才，只凭出身做官，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吏部腐败造成政局黑暗，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时时爆发。
等朝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晚了。帝国已经整个贵族体系融为一体。剜它，就是在自掘根基。
剜不了。
只能不断加固，如饮鸩止渴一般。
贵族们不满。
本来朝廷选贤任能，该由朝廷主宰，哪轮得到官员伸手讨要？但太和诏书给了这些贵族生来的特权和继承父辈官爵的合法性。贵族子弟习惯了游手好闲，飞鹰走狗的日子。他们以为自己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只要吃吃喝喝，混到十五岁，就可以得到个一官半职，妻妾成群，逍遥一世。然而事实上朝廷的官位空缺甚少，根本轮不到他们头上。这些贵族子弟不事稼穑，又没有任何存生的手艺，一旦当官成了泡影，只靠家族分给的一点微薄田产，别说丫鬟仆婢了，恐怕养活连妻儿都难。他们生活陷入了困顿，就会把气撒到朝廷头上，觉得这一切都是朝廷导致的。因为朝廷有人窃居高位，因为朝中有小人，徇私舞弊，害他们做不了官，害他们生活艰难。
于是，煽动民变，不服朝廷的管制。贵族门阀控制的魏国基层，只要地方一个或几个家族联合起来，就能煽动一整个州郡造反叛乱。
朝廷也害怕如此失了人心。当时太后掌政，就此问题，逼吏部拿出良策。吏部尚书遂上了封奏疏，提了个建议，禁止武人入清流。武将不得以军功成为贵族，武将的后人不得以恩荫入仕。本意是解决这些贵族士族出身的人入仕问题，然而这个提议却是以牺牲武将的功名仕途为代价的。本来太和改制后武将的地位就严重下降，升迁困难，而今又禁止武人入清流，这是绝了武人的门户。
这封奏疏一出，彻底激化了矛盾。
当时禁卫军数千将士，齐聚到吏部尚书的宅子外面叫嚣嚷骂，放火烧了尚书宅子，并将吏部尚书活活打死。
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太后也吓坏了，顿时不敢在提这话。堂堂吏部尚书，被人放火烧宅，打死在家，死了也就死了，没人敢替他申冤。
禁卫军跟朝中文官士族的仇是早就结下了的。双方互相憎恨，又同时憎恨朝廷，觉得朝廷软弱无能。禁卫军觉得朝廷应该削弱那些贵族士族的权力，提拔武将，任用贤能，这个贤能就是自己。而文官士族们觉得这些当兵的人心怀不轨，绝不能重用，否则会拥兵自重，威胁君王。
朝廷自然是忌讳武将权力太大的，更何况哪个为政者会傻到彻底抬举一方，消灭另一方？为君之道无非就是讲求个平衡。朝廷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政局的动荡加剧了撕裂。
这已经不是私人恩怨，而是群体的仇恨，势必导致无差别的屠杀。利用贺兰逢春的手，借刀杀人，打击士族文官，间接提高禁卫军武将的地位，这才是费穆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