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步走回家，家里却空无一人。我站在门口正纳闷母亲会去哪里的时候，楼下的大妈走上来叫我：“夜雨，你妈妈跳楼自杀了，被送进医院抢救去了，你快去吧！在中心医院呢！”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子就炸了，因为失去了力气而站不稳，跌坐在地上。大妈急忙过来扶住我，说了一些要我镇定之类的话。可我只想到早上母亲失落的眼神，我早应该发现她的不正常才对，她怎么会突然对我那么温柔呢？一定是有问题的，我怎么没早发现呢？
原来如此，她是想丢下我。
原来如此，她要把生活的困难全部扔给我。
原来如此，她真的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女儿来爱。
那天当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正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护士小姐让我办理住院手续并缴纳急救费，我不知所措，只能跟着护士小姐，她让我交钱我就交钱，像个傀儡娃娃。
当她带着我办完一大堆手续后，我无助地发现，我的奖学金已经没了，而我还要缴纳至少一千块钱的费用。
我对护士小姐说我没钱，护士小姐不相信，她板着一张冷漠的脸，没好气地说：“你没钱不会打电话给你爸吗？那里面躺着的可是你妈，难道你要我们因为没钱而停止治疗吗？”
“我爸死了。”我移开停留在她脸上的视线。她的表情让我心凉。
“那你家就没有其他什么亲人了吗？”她的声音中没有任何起伏和情感，这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在医院待久了见惯了生离死别，就慢慢地硬了心肠，连生死都参透了呢？
“没了。”我很干脆地说。
“我们也很为难，”她缓了缓语气，但马上又恢复了刚才的冰冷，“没有钱我们只能停药，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
“你们不能这样！”我的声音很大，引来了走廊上的人的侧目，“医院是救人的地方，怎么能因为没有钱就停药？这岂不是在杀人？”
我把最后的“杀人”二字说得又大声又缓慢，故意引来别人的视线。护士小姐一看周围的人在慢慢地往我们这边聚集，自知这样下去会发生混乱，便赶紧对我说：“那我带你去医生办公室，你去给主治医生说吧！如果他说不停药，我们就不停药。”
“好。”我跟着她去医生办公室。可当我到了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医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听完护士小姐的叙述后，推了推鼻梁上的大眼镜，慢条斯理地说：“没有钱是不可能治疗的，你想想，如果每个病人都像你这样，那医院不是早就倒闭了？”
“哼！”我冷笑，“说到底不就是要钱嘛！你等着，只要你不停药我明天就给你拿钱来！”说完我拍了一下他的办公桌，那阵势和打架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不过是在给自己壮胆罢了，因为我心虚得要命，我孤身一人，又没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哪来的那么多钱呢？
“不要激动，”他又推了推眼镜，“只要你有钱，我们就不会停药。”
“好。”我转身离开了这个老男人的办公室，心里却在打鼓，我已经夸下海口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该去找谁求助呢？
出了办公室，我在母亲的病房外徘徊了好久。透过玻璃看着母亲苍白的脸，我的脑海中居然冒出了一个绝望又变态的想法，我竟然想要拽着母亲一起从医院楼顶跳下去。她本来就想死，而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去救她，也没有钱再继续生存了，那我何不拽着母亲一起从窗户上跳下去死了算了呢？
这个念头只在我的脑中停留了两秒钟，就被我否决了。我抱着脑袋头痛欲裂，最终垂头丧气慢慢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蹲在一个小卖部门口看流动的人群。
就在这时，我突然摸到了口袋里的字条，眼前一亮。虽然我不能肯定他会答应，但至少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起身进了小卖部旁边的话吧，给张瑞泽打电话。
我现在唯一能够依赖的人，竟只有他。
可命运之神总和我开玩笑，电话通了好久也没有人接。我焦急地不停地摁重拨，连续打了六七遍还是没有人接。迫于无奈，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去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守株待兔，如果他还对羞辱我有兴趣的话，就一定会去那里的。
已近中午，温度高达三十九摄氏度，我顶着大太阳往公园赶去。路过百货商场的公交车站时，我看见了张瑞泽。他正搂着一个女生，和她有说有笑地走着，我发现他旁边的女生并不是那天和他在教室接吻的那个。
我顾不了那么多，冲过去拽住他的胳膊，用带着央求的口吻大声说：“你跟我来，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很重要，人命关天。”
我的突然出现把张瑞泽吓了一跳，他甩开我的手，不耐烦地说：“别来烦我，我还没叫你出场呢！难道你连奴隶的基本守则都不知道吗？”
“我求你！”我几乎是哭着说，“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了。”说着我就像被人抽离了全部力量，抓着他的胳膊坐到了公交站台上。
周围的人都在好奇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渐渐地靠拢过来看热闹，猜测是不是三角恋或者我缠着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不放手之类的恶俗情节。
张瑞泽或许是觉得自己丢不起人，或许觉得我不是在和他开玩笑，他回头对那个女生说了句“晚上发短信给你，我先走了”，然后一把将我从站台上拎起来，拽着我离开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