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纲赞道：“岂止如此，太子还黑白分明，不念私情呢。礼部尚书、兼东宫左春坊学士李至刚的岳父犯了罪，去送礼说情，最后判决书下来了，补偿了一些银钱，李大人的岳父脱罪。那苦主不服，击鼓鸣冤，区区百姓，岂是一品尚书大人的对手？被李尚书强压下去，不过御史台那边有个小御史上了奏本，参了李尚书。”
“太子看到奏本，当即把李李尚书叫过去，也不管李尚书是老师了，好一顿训斥，弄得李尚书没脸，只是礼部尚书是朝廷重臣，太子监国，也不能处置他们，只得将奏本封存，送到北方去，由皇上处理。”
东宫左右春坊的学士都是太子的老师，这个老师的身份只是兼职，他们都有主业，比如东宫右春坊的学士解缙，就是内阁的第一秘书，永乐帝的智囊团首领。李至刚是礼部尚书，也是东宫左春坊的学士。
汉王听了，大喜过望，“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纪纲：“就在上午。”
汉王又问：“李尚书的岳父真的犯了罪？”
纪纲似笑非笑，“李尚书早就上下打点好了，殿下觉得这个案子还能有什么证据吗？”
混到六部尚书，一品大员，早就修炼成精了，屁股都不干净，只要不是什么惊天大案，李至刚尚书的位置稳当的很，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御史弹劾就丢官。
所以这个案子翻案是翻不了的，关键证据早就没了。
就像当年胡善围堆了两座银山，千金散尽，把范宫正沉船的证据交给建文朝的刑部尚书暴昭，暴昭以名誉发誓，破案到底，背后却不了了之。
公正，权术，官场上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片灰色地带。
礼部尚书李至刚有才华，曾经和解缙一起修过《太祖实录》，否则他也不可能被选为东宫左春坊学士，给太子当老师，和太子有师徒的关系。
在讲究尊师重道的时代，太子这样做，可谓是大义灭亲了。
汉王脑子转的飞快，“皇上规定，太子传唤大臣时，必须至少成双成对，同进同出，不准单独召见，当太子斥责李尚书的时候，谁在场？”
纪纲说道：“内阁大学士、右春坊学士解缙，还有左副都御史刘观。”
由此可见太子之谨慎小心，严格准守程序，传唤大臣规定最少有两人在场，他不会掐着两个人，往往会安排第三个人，以防万一。
解缙既是内阁大臣，也是东宫的老师。刘观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类似现在的中纪委，负责监督百官，尤其是大官。
都察院最大的官是左都御史，类似中纪委书记，刘观是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副书记。所以太子斥责李尚书时，解缙和刘观在场最合适不过了。
纪纲“说着无心”，好像只是随便聊一聊，八卦而已，汉王却听者有意，他用放大镜观察，恍惚觉得眼前的蛋有了一个裂缝，兴奋得苍蝇搓手。
解缙是东宫的死忠了，他一句“好圣孙”，是朱高炽得封太子的“罪魁祸首”，也是汉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是刘观……刘观本身就是个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可以争取一下的。
汉王心生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且说永乐帝在亲征途中处理国家大事，其中弹劾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奏本就在其中。
永乐帝亲征，朝中大臣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水至清则无鱼，人品不可能都那么纯洁无暇，但都是能臣，特别能干事。
永乐帝看到奏本，以及附录里太子训斥李至刚，心下不悦。太子没有处置礼部尚书的权限，可以给予口头警示批评，但是，永乐帝觉得太子仅凭御史的奏本，都没有核实事件就把李至刚训了一顿——还是当着解缙和左副都御史刘观的面，觉得太子还是急躁些。
永乐帝回复太子，把他给太子监国制定的核心价值观画了几句重点：
“朕命尔监国，凡事务宽大、勿躁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虽有小过勿需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天下机务之重，悉益审查而行，稍有疏忽，累德不细……”
首先是宽大处理，然后是不要偏听偏信，审查之后再做决定。
太子得到父皇回复，左右为难，其实他何尝不明白？他早就把父皇制定的监国核心价值背了一百遍。
听起来好像不难，当个好人，宽大处理，一遇到大事就抛给永乐帝处理，自己不要粘上。关键是把握其中的度的问题，太难掌握了。
李尚书为了给自己岳父脱罪，徇私枉法，太子无权处理。
可是，李尚书也是东宫左春坊学士，太子的老师，在这层关系上，太子明知老师被御史弹劾徇私枉法，他要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不出言警告李尚书，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太子都会被李尚书拖进去，被人污蔑他包庇老师。
太子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太子真的对李尚书徇私枉法之事一言不发，直接将折子送到永乐帝，汉王肯定会发动手下人说太子私德有亏，包庇东宫的学士。
太子看着父亲的御笔朱批，少不得要宣当天在场的解缙和左都御史刘观进来，商议如何回复父亲的建议，另外，这两人是证人，大体可以复述当天太子警告李至刚的话，来证明自己并没有侮辱李尚书，只是口头上提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