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们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来的时候，才看到邓梁急急忙忙的往教室里赶。
刷牙、洗脸、上厕所、跑到教室等一系列动作在十分钟内完成，从不会迟到，这就是我们唯一引以为傲的地方。
我们宿舍住了四个人，进门数过去，第一张床下铺是我，上铺是黄天；第二张床下铺是江博，上铺是邓梁。
也许是命运的巧妙安排，在我们宿舍里，住上铺的人都长的帅，住下铺的人都长的矬。像住我上铺的黄天，长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这个学期刚竞选上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风光无限、雄心勃勃，而且光女朋友就谈了两个。住他下铺的我就长的有点寒酸，身高刚好一米六，还很瘦弱，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第二张床也一样，住上铺的邓梁戴着眼镜，长的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而住下铺的江博虽然也戴着眼镜，但长的乌黑干瘦，一副厚重的眼镜好像要把本来就不起眼的鼻子压扁，厚厚的嘴唇在他扁平的脸上特别突出。
大学的课程，有我感兴趣的，也有我不感兴趣的。
比如上高数、单片机原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莫测的数理课，往往只看到老师在讲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懂，无论自己如何努力，眼皮却不听使唤的渐渐低垂，最后无可奈何的合上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不明白，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学高数？
但是也有有趣的课程，比如上实操课这些可以手把手操作的课程我们就感兴趣多了，这些课程直观了当，我们听老师讲完后可以立刻动手去操作，不懂的还可以立刻问老师。我们大学所学到的技能基本上是在实操课中学到的。
2001年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那可是激情万丈、光芒四射的。那时候我立志要学好编程，以后当一名黑客，为此我特意去中山五路的电脑城买了一套编程的教学光盘，结果直到毕业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那一套光盘从未拆封过。
大一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们的电脑都没带到学校来，大家没电脑玩，所以班上的同学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大家一起去玩。
刚开学不久，黄天就组织了一次坐地铁活动。2001年的广州只有一条地铁线，而我们都是广东下面县市来的，比如我来自惠州市的惠东县，黄天来自汕尾市的海丰县，邓梁来自电白县，江博来自梅州市，大家从未坐过地铁，所以大家对地铁这个没见过的新生事物兴致很高，除了班上少的可怜的九个女生外，我们男生几乎倾巢而出，先坐公交车到天河城，再从天河城坐地铁去北京路。四五十个年轻人一起拉帮结伙的走在街上，引的路上的行人纷纷侧目，肃立，注视，躲闪，还以为遇到黑社会打群架呢。
大一第一个学期刚开学没多久就遇到了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也是全四楼的男生集体出动，从我们学校后门的小路上白云山，全班男生到白云山赏月。那天晚上的月亮既圆又大，皎洁的月光照的白云山，把白云山渲染的如同仙境一般。大家在白云山意气相投，谈笑风生，那晚爽朗的笑声我仿佛到现在还听的见。
听说在大学里当班干部，会对自己以后工作有帮助，所以开学没多久，军训都还没结束，当我们的辅导员苏老师说我们班要竞选班干部的时候，大家都沸腾了。我也很高兴，我很想在大学里表现一下自己，所以我想去竞选。我竞选的目标是“宣传委员”，至于为什么是宣传委员而不是其它的，那是因为我觉得“宣传委员”比什么“卫生委员”、“纪律委员”要好听的多。结果上台讲没两句话就发现没词了，准备好的词都忘了，在台上“吱呀”了几声后就尴尬的下台了，惹的同学们一阵大笑，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看到我都会想起这次尴尬的竞选演讲，都会忍不住的想笑，却要在我面前装做不笑的样子，那个表情痛苦的我看了都心疼。
竞选的最激烈的是班长。我们班里来自潮汕地区和梅州地区的同学比较多，潮汕地区讲潮汕话，梅州地区讲客家话，当时有两个人竞选班长，分别是来自潮汕的曾杰斌和来自梅州的赖武峰。潮汕人当然支持曾杰斌，梅州人肯定支持赖武峰，投票的结果竟然是持平，于是大家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来竞选。当天晚上回到宿舍，潮汕人就每个宿舍去为曾杰斌拉票，而梅州人也不甘落后，每个宿舍去为赖武峰拉票，光是我们宿舍就来了几拨人。第二天晚上，整个竞选会场杀气腾腾，为了防止作弊，苏老师还请了我们的两个教官坐镇。竞选开始，曾杰斌和赖武峰唇枪剑影一番后，投票开始，两个教官个苏老师全程监控着投票和唱票。唱票结束，结果很意外，两个人又同票数。于是课堂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围绕着要不要再来一次投票，如果不投票怎么办等讨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他们两人轮流当班长，一个人当一个月。所以，刚开始我们班是有两个班长的。只不过后来曾杰斌和赖武峰两个人渐渐懈怠、懒散，最后干脆撂挑子，两个人同时提出辞职，把苏老师气的一愣一愣的，结果让本是副班长的马海波当了班长。
到了大一第二学期，同学们都把电脑带到学校来了，大家瞬间就变成了网虫，每天有七、八个小时泡在网上，一起组织活动的机会少了，我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经常想找个人去爬爬白云山、逛逛麓湖都找不到人，所以我经常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