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着说：“吃完饭我去超市买点咖啡，风油精，再买一个台灯，放心，我也会给你买的。”
放心?这是要头悬梁锥刺股啊，我上哪放心去?
“姐姐，你好好学习就行了，我就不加入了哈，我在学校已经够努力了。”
老天爷，我不是故意撒谎的，实在是她逼人太甚。
“我把你被子里面夹的那本小说给舅舅信不信，柜子里可还有一摞呢。”
“你说什么呢，哪有一摞，就几本，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对她强笑着，“一起鼓励就一起呗，我不会的题目还可以问你，挺好的。”
小说没有还给阿牛，如今作为把柄落在她手上，惹不起。
我洗漱完毕背上书包要走。
“希希，等一下!”丁琪端着个碗对我说，“壮士，干了此杯吧……”
又是黑咖啡。
我捏着鼻子一口喝完，做出一个满意的表情，把心里的白眼换成脸上的微笑，转身离去。
一天之中我只有午饭在家吃。每天我都起很早，其实我不是不喜欢睡懒觉的人，只是为了避开姑父——在他面前我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而没话找话说又太生硬，把氛围凸显的更加尴尬。
所幸的是，不管我起多早，都能吃到早饭，大街路边的早点，好像一天都不收摊似的。
我的自行车在城西菜市场门前吊链，下来找树枝撅着屁股修理，把链子挑上去。
一个妈妈带孩子路过，指着菜市场已经开始热火朝天摆摊挂肉的人说：“看到没有，你以后不好好学习就得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地干活。”
我和那位小朋友都朝菜市场里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表——五点四十多分——丁琪，今天真的是起太早了喂!
这位妈妈的话也让我不舒服，可是无从反驳，憋的慌，只得暗搓搓地在心里说，劳动最光荣。
三年后，我上了大学，或者说，大学上了我。大学图书馆旁边是个舞池，小型趴和聚会都在那里举办，很闹腾，但图书馆隔音好听不到声响。一个不是节日的日子，舞池聚集了一些同学，周围挂着彩灯，音响放着躁动的音乐。
我因为准备考研拐向图书馆的方向，对，是走上了和姐姐一样的考研之路。旁边一个领着孩子的中年女人，音响声太大所以她弯着腰大声对孩子说：“以后，我说以后啊，那边的人毕业就去工作了，几千块钱一个月。”她大手往舞池那边一挥，好像真的可以决定那些人的命运。
“这边的人就去读研读博，找几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她又胳膊一甩囊括了包括我在内的自习的同学。
小孩子走路踉踉跄跄的很可爱，到我腰那么高，分不清男女，似懂非懂地看着她。
我没有因为被概括为将会“更好”的人而欣慰，只是想起多年前，城西菜市场，一个妈妈也是这样对着孩子说，好好学习，挣更多更多的钱，以后不累。
还有同样的如鲠在喉的我。
早饭我只在一家吃，那儿的杂粮豆浆最良心，和我妈在家打的一样浓。
后来时间久了，我会和大伯老板聊几句，一个星期就互相把底细都摸清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伯，退休后为了给嫁到上海的女儿多攒点钱，早晨摆摊卖早点，下午去机关大院打扫卫生。
“女儿一个人在那儿，没钱可能会受婆家的气。”
所以以后我再去吃饭，要吃平时的两倍。
再后来客套话说完没得聊了，每天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今天是第几个呀。
“你今天第三，很早啦。”
“嘿嘿，我洗漱的时候磨蹭了一会，要不就是第一了。”
这样的对话，每天早上都会让我或多或少地振奋。
“你今天第一!怎么这么早?”大伯边用机器给豆浆封口边说。
“困死了”，我打了个哈欠，“我有个姐姐非把我拉起来的。”
“闺女，以后骑车戴个手套，早晨天凉。”他把豆浆插好吸管放到小桌子上，转身去给我拿包子。
是的，入秋了。
语文老师叫董冬冬，充满少年气的可爱的名字。
从后面看到好几个人在语文课上睡觉，也是，语文课不睡什么时候睡，以前我在32班的时候语文课是我睡觉的首选时机。
以前我也是他们大军中的一员，现在却只有羡慕的份儿。
自从语文课上露了一脸后，董冬冬老师上课会时不时看向我，一时兴起还提我回答问题。这让我感觉像是上了贼船，不能为所欲为，睡觉也不敢，可是语文课有什么问题好回答的呦，而且我已经江郎才尽了，说不出什么花来，只能上课坐直了认真听他讲课。
淑芬儿语文课更认真了，她不停写着笔记，我很纳闷，特别想看看她语文课都记什么。
董冬冬问，你们都喜欢看什么书?
没人举手，只有淑芬儿很踊跃：“我喜欢看红楼梦。”
“哦?看红楼梦可不容易啊，第一遍看不懂，人名儿都记不住。”
“老师，我看了4遍。”她声音里充满骄傲。
我有那么一刻觉得，我们好像都是同一类人——被忽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