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前两天太忙了……”我拉扯着自己的食指。
“我知道，我猜也是。”
“嗯。不好意思啊。”
我们走进餐厅，位置靠窗，台面上是微弱的蜡烛，而窗外就是河。在夜晚它浓稠得险些是可怕的——我总觉得黑夜中的水是可怕的。它们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黑暗。它们是最纯粹的黑暗。
那一天，马赛直到演员谢幕也没有出现，更别提那些泛滥的电视剧桥段——整个剧院被一扇突然推开的门泄漏了幸福的光芒，他站在那里，太男主角了，太化腐朽为神奇了，太适合此刻插入广告让震惊的观众抓紧去厕所释放压力了——这个念头让我在剧场中笑出了声，随后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挂着笑容，它们像枚被刺穿进皮肉的徽章，牢牢地抓起我两端的嘴角，放下反而是剧痛。
我确实，谈不上愤怒，甚至没有伤感，我的身体正在投入全部生产力制造唯一的物质，它的需求量太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匀出多余的感官去分泌其他。我看见自己是座不堪一击的沙堡，悄悄一片涨潮便能用不费吹灰之力把我连窝端一般摧毁了，剩下我暴露着残缺的根基，在里面留守着半块破损的贝壳或是一只飞虫的尸体，让人此刻已经无力去争执反驳，只有在嘴角挂上自嘲的标志承认自己的无能是多么可笑。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多么可笑啊。我内心究竟想证明什么?在自信些什么，在向往什么，在期待什么?那些东西，被我拔掉的翅膀原来还留有不甘的妄图，哪怕靠着残存的边缘也想震动起来吗?为什么仅仅是想象了它们挣扎的样子我都觉得透着愚不可及的蠢笨呢?为什么要把它们召唤复苏?痒了，破土了，小荷才露尖尖角了，再目睹它被开水浇灌——确实好笑对么?那些所有的自以为是、想象力、一点儿端倪也要臆想出长篇剧情的多情，真的，真的，太可笑了。
我理应埋怨自己，我必须埋怨自己，如此也能安抚内心垒球表面似的坑洞，令它们不至于在一个未知的问号前反复折磨，好像等待出场的衣服，天天被拿出来精心熨烫一番，最后又落寞地回到柜子里，到最后我俨然能摸到内心在一次次炙烤后烧焦的卷边——该满意了吗，该死心了吗?
而即便在为自己频频摇头的同时，我依然紧紧握着手机，害怕错过它的半点儿动静。一边全力地嘲笑自己放不下，一边仍然可笑地坚持不放下。我身体里有过分顽固，或者彻底傻逼的部分，还在等待能有一个完全平复自己的因果。“他丢了手机吗?其实他一直在尝试联络我?”“在赶来的路上出车祸了?”“遇见了迷路的老太太或者临盆的孕妇?”“马赛对我产生了好感因而退缩?”
可笑吗?但还有更可笑的，哪怕身边的观众都纷纷离席，我在走出剧场的沿路继续拖拖拉拉，左顾右盼，是啊，我还在死不放弃地等待马赛出现。甚至于，我最后下了出租车，仍然有一部分脑细胞咬定他会等在楼下。只不过，现实自然要给它们一个狠狠的冷冷的耳光。
为什么我还要保留这些思春期少女才会有的弱智病毒?我不是应该早就百毒不侵，没事就把眼镜王蛇盘在腰上当靠垫了么?我不是已经冷漠了很久了吗?意念犹如银河，能够活活把牛郎织女拆散吗?那为什么还会不断地产生让自己无地自容的可笑的幻想呢?我怎么就无法根除它们呢?该死的它们到底在哪里，居然可以强大到完全不能压制的地步?只是，它们越表现得顽强，越显出我的可怜。
我觉得，此刻可笑而愚蠢的自己，非常可怜。
那个不断滋生着臆想的自己，那个仍然不能接受现实非要在砧板上再跳几下的自己，那个被自身反复背叛着却又执着一心的自己，我觉得只有“可怜”两字。
可笑和可怜，就没有第三种选择了。
我从剧院回到家，撑着上身在卫生间镜子前卸掉一半的妆，它们被我画得太成功，以至于棉片盖上去的瞬间还有些不舍，所以被打回原形的半张脸，和仍然在眼角喜悦着亮晶晶光泽的另半张脸，好像一场失败的谈判，双方的握手言和除了透露共有的疲软，更是不见丝毫欣喜。
我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确确实实，再过两个月便荣升三十岁的脸，如果说几年前还会和长辈们做固执的纠缠，他们习惯使用虚岁计算法，把我抬了那么一两岁，如果说以前还会迅速地驳斥说“才没有，干吗用虚岁，我生日还有半年呢”，可逐渐地，连我也逐渐接受了四舍五入法，对别人说“快三十了”，后来干脆连“快”字也省略，何必再做鱼死网破的挣扎呢?那些激动的否定只会徒显我的慌张吧。但现在我不但不慌张，完全可以说是心死的。它总会死的。
我回到客厅的沙发上，抱住一双膝盖。电视虽然开着，遥控却不见了，或者我根本无意去找，画面就维持在一片没有意义的黑屏上。棒极了，简直百分百明白什么叫衬托心境。更棒的是我接到老妈的电话。
她的声音里全是不满，拥有牛角尖的精神，瞄准我精神上最薄弱的环节，把它顶出恐怖又苍白的长长的锥形，将原本坚硬的皮层完全破坏。她质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和辛德勒见面：“对方介绍人态度都变了，刚才一个电话打来问我‘你女儿是什么意思’。我都被问蒙了，说上次还拿两张票让你们去看话剧了啊，介绍人一口否决说没有的事，还告诉我你们已经半个月没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