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曦，下个礼拜在西安的会议你去出席吧。停留一个夜晚就行，不会太忙的。”汪岚递来一份邀请函。
“论坛?我要准备发言稿吗?”
“发言倒不用，但有几个接洽需要你去联络一下。”汪岚大我四岁，进公司则早了六年，算是我的顶头上司，尽管远离了少女时代，汪岚却驻颜有术，摩擦系数等于零的光滑皮肤可以活活将我俩的年龄颠倒过来，她是董洁张韶涵，我是蔡明宋丹丹。我进公司后第二年，汪岚那个原本应当和她探讨“新房该用什么地板”的未婚夫弃婚了，我算得上全程目睹她是如何被拔下生命维持仪的插头。汪岚请了两个礼拜假，最后累积太多工作使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寻上门去。出乎意料的是她很快便应了门，衣着神态一切正常，并没有同事们揣测的嘴唇染着鸡血，嘴角粘着鸡毛。听我简单说明来意后，她将我请进了客厅。房间里拉了小半幅窗帘，相对暗淡的日照带来别致的宁静，屋角居然还有一盆顺利生长的绿萝，我始终紧绷的神经至此总算稍稍放松，直到汪岚随后握着一只软趴趴的一次性塑料杯走到我面前。“小心，很烫。”她朝茶水面吹了吹气，“不好意思，家里的玻璃杯都坏了。一个也没有。”我将嘴唇凑上去的刹那，才突然听懂，随后意识到正面对着我的橱柜，只有下半扇还嵌着玻璃的门。原来自己终究踏入的是一个经历过毁灭性创伤的战场，这里的一切都是伤员，此刻的静谧也无非那些在自暴自弃中随波逐流的心伤。
几天后汪岚回到公司，她剪了新发型，下摆稍微吹卷的短发，上了定型水后非常好看。灰色系的服装配几个漂亮的耳环，并很快把我的注意从她失败的恋爱转移到那款最新的卡地亚手表上。“退了酒席后到手不少钱，干脆换个手表戴戴。”她发现我的语塞，“老总明天到?我去接吧，黄师傅昨天刚从桂林回来，我让他这两天休息了。”
她从花雕五年陈迅速进化到皇家礼炮二十一年。品质上的，年份上的。
我对西安并不陌生，大学时代曾经冲着兵马俑专程来此吃过羊肉泡馍，背着包当驴友的四天三晚，同行的还有两个邻校的男生，在喝到微醺后三个人嚷嚷着要比赛谁尿得更远，回程时又花得身无分文，只能坐最便宜的绿色铁皮车厢，看窗外的小径上一辆拖拉机风驰电掣地把我们甩在身后。等到入夜，坐在右手旁，总爱垮着肩膀站的男生之一像往昏暗的屋子里随手点亮灯光那样自然又飞快地亲了我。
只不过时至今日，我习惯了被塞在飞机机舱里，我的耳膜已经能做到蚌壳状开闭自如，偶尔一次涉足火车站也习惯性提前四十分钟抵达检票口以防“柜台关闭”。而邻座上轮番交换着情侣、夫妻，或者用鞋底节拍器一般踢着我手肘的小孩子。想起老妈在最近几年爱心爆发，渴望儿孙的心情使她总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和我描述表哥家的囝囝：“走起路来半个小屁股露在尿布外，可爱哟。”我不明白是什么使得这个描述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又觉得小孩子总是可以莫名其妙地蛮不讲理：“如果他长到十六岁还是这样‘可爱’，那表哥的麻烦就大了。”这样的言论却总令老妈伤心：“诶，你这个丫头，我什么时候能指望得上你呢……”
所以往事有什么好提的呢，从来只有失败的人会对过往的美好念念不忘，像抱紧悬崖上那根脆弱的树枝，恰恰让自己的坠落在这番徒劳中显得更加悲情。我怎么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走出宾馆的刹那就觉得冷，我凭毫无根据的第六感在街上寻找尚未打烊的杂货小店。宾馆所处的地理位置绝佳，一百米外就是长城墙，但提供的洗发水却糟糕得让我怀疑是前任住客留下的鼻涕。我咬着嘴唇满大街寻找飘柔和力士，已近深夜的街头，连一片被晚风卷起的落叶也几乎是罕见的，可就在那个瞬间，城墙那边的天空升起两簇烟火，有些零星，更有些勉强，好像它们是从往日欢庆时光中被排除的小瑕疵，流放到这个空旷的广场。我站住脚定定地看了一会儿，用了异常大的力气阻止自己像个失败者那样，无法克制与回忆苦苦纠缠的企图。
“什么‘要获得幸福啊’‘要找到真爱啊’这类念头，你们不觉得很傻吗，很莫名吗?有这个必要吗?怎么寻找?怎么获得?我还真的很想听听看呀。倒是说给我听听呀。”将第三瓶啤酒安置进肚子后，借着微醺的呼吸，我的手指像上了发条的指针，在同行的男生面前欲罢不能地摇个不停，“哪，你说，我讲得对不对?”我透支着可以在二十岁时尽兴的疯言疯语，将脚下的凉鞋甩得老远，再攀住同伴的一条胳膊，让自己像条歪歪扭扭的毛巾那样挂上去。
所以了，那时的我会如此傲慢地一口咬定，正如我从没有动用“穷极一生去追寻”这类破釜沉舟、要把生命赔尽的决心，只为了去“寻获爱情”。我总以为需要付出自己百倍千倍努力的，应该是事业，是对疾病的抗争，是对家族存亡的维护，而“爱情”这种东西，原本也不应当通过努力的途径来获得，它应该早就在那儿了，它也势必会在那儿。在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时的第一秒，或者更早，在月亮仍然没有被抛出地球身体，宇宙还在安排各种内部的运行轨迹时，便已经等在那里了，只看我什么时候遇见、什么时候领它走。它是唯一被“命中注定”的东西，所以，我急什么，我怕什么呢?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