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中午，我赶去赴自己的宴。半路发现丝袜破了，停在一家超市买了双新的去厕所里换上。回到车里打算离开时，从后方传来沉闷的一声“轰”，我闭上眼睛，用嘴形骂了一句后，打开车门跳下去。
电线杆像一根嵌在肩膀上的伞柄那样，在我的车后保险杠上粘出一个仿佛害羞的姿势。我蹲下身检查它们吻合的地方，很好，还顺便利落地刮掉了一块油漆，估计修修补补又得五百。
翻出手机找到保险公司的电话，在等待接通的时候我烦躁地撑着额头，与此同时马路对面走过一队欢快的小学生。三年级吧，也许更小。像一排漂浮在浴缸上的黄色橡皮鸭一样，唧唧呱呱地拖出一条喧哗的波痕。我站起身，目送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一块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字的石头。
“盛小姐?”话筒里的女声温和地催促着我，“盛如曦小姐?”
小时候搬过三次家，却总是围着市中心的广场在打转，像驴子绕着磨盘，离不开就是离不开。小时候这里不比现在，最繁华的商店卖着开司米的毛衣，已经是奢侈的时尚品，夏天一路都是剥盐水棒冰的手指头，怕嘴巴赶不上凶猛的日照，一概大口大口地咬，跟着脑袋后面就魔咒似的痛了起来。
马路在夜晚九点前便安静了，带着甜味的安静，如同一个女孩子临睡前不忘幻想掖出半张脸在被子上的自己很可爱。
我小时候也算得上可爱吧。人民公园里摆摊的大叔大婶频繁地夸奖，希望老妈能够替这句话买单，接受他们推销的气球或头绳。倘若一开始她姑且会上当，喜气洋洋地认为自己的肚皮够争气，却终究认清了残酷的事实，于是每次拖着又哭又闹只为那个塑料娃娃的我穿过人民公园的小径。
是不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也都有一座公园冠以“人民”两字?至少它在我们这里著名了几十年，两个湖——大点儿了我知道那只能算池子，种了很多梧桐树和黄杨，一个打理不周的花圃，对全市的青少年们灌溉着“狗尾草也是花”的错误观点。小凳子上多的是老年人用来占位的塑料袋或空饭盒，年轻的早已走进酒吧、卡拉OK厅去谈情说爱了。为什么这个公园没有一点儿变化的样子呢?它的周遭，商业街，办公楼，个个都追求着“颠覆性”“创造力”“开拓精神”，仿佛学会了易容术，改头换面要让自己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却唯独这个名头响亮的公园，始终热爱自己的松懈和懒散，坚持花是枯的，草是秃的，秋天里落叶就得一地，而厕所的纸篓必须永远满着，它一点儿也不打算改变。
我坐在驾驶座里，挂了电话以后，隔着挡风玻璃，有一看没一看地望着从大门中进出的人群。又恍惚想起有那么一个属于童年的片段，我哭着回家，走近人民公园的时候好像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我钻进大门，捡起地上一块石头随便找块干净的墙壁，咬牙切齿地写着自己的名字。我满心抱怨着老爸和老妈：“都怪他们，这么难写的名字，又难听又难写，讨厌死了，讨厌得要命。”我连手肘都在用力下顶出了尖锐的骨头，于是因为作业没交而被罚抄名字的原委便改变了讨伐的对象，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盛如曦”这个名字，在十岁的时候，它烦冗的笔画足够让一个小学生心浮气躁了。
“不知道还在不在呢——”我短暂地走神，假想着这个公园有一角，还留着我的幼稚和顽皮，只是随后就为自己的荒谬而发笑起来，都二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
饭店的包厢里坐着不止老爸老妈两个。还有两个，看背影完全陌生，其中左侧的那一位先朝我转过头，她盘着发，皱纹已经不新鲜了，在脸上不是“画”而是“刻”地点缀着。这个短暂的一瞥中间，我觉得她仿佛是面熟的，她的神色里有什么无根无据地召唤着我的回忆，直到她身旁的人也回过身来。
哦，对了，是有这么一说，很久前，辛德勒说要带我见见他的姐姐。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碰面，一个“太忙”能平和地掩盖了一切。但此刻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日宴席上。
我听得见老妈把身下的凳子弹开时发出一声紧张的音响，她一定担心我当场发飙走人，难怪之前听说章聿没法参加时她会为了少掉个最可靠的缓冲剂而惊慌失措，现在她用深深的哀戚的表情看我，像不断地不断地撒来的土，祈祷我可以赐她一个短暂的妥协。于是我放下提包，对辛德勒的姐姐打招呼：“不好意思，刚才车出了点儿问题，所以来晚了。”辛德勒在她姐姐身后对我慈爱地眨眨眼睛。
随意，亲切，套路，平淡的宴席。话题从我的生日上愉快地偏题出去，将我和辛德勒放到一起，甚至不时逾越了界限，老妈被这个祥和的画面冲昏了头脑，干脆对我们说：“你们将来结婚的话我们也订这个饭店好不好?怎么样，很不错吧?”反倒是辛德勒的姐姐，更清楚地看明白老妈也许举着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在穷欢喜。“饭店什么的，那都是后话了，主要现在处得好不好。”她转向我，语调是客气的，用词是客气的，表情也是客气的，但依旧有什么是一针见血地穿透进来，她的目光非常锐利，“你和家峑处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