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越告白失败后的几天，他用老师的名义让潘越到楼顶等待那个女生，周宏杰则在办公室里度过了此生最长的四十分钟，最后他下定决心，上到楼顶准备动手。和潘越见面后，他坐到楼顶的栏杆上，并且让潘越也坐上去。老师的一举一动会形成模范效应，潘越毫无戒心，和周宏杰并肩坐在栏杆上。
“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完美的时机。充足的自杀动机，足够高的教学楼，空无一人的操场，距离两人最近的建筑物就是一百多米远的高中部教学楼，基本不可能有目击证人。他一伸手就能把潘越从楼上推下去。”
陈医生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反社会的人，当某个人真的决定结束其他人生命的那一刹那是很难下决定的——尤其是他采取的办法是急性的，我称为‘可以收手’的那种。在准备下手时，潘越回过头，两人目光对上，周宏杰告诉我，他就像被看透了一样——潘越几乎是一瞬间就意识到老师想杀他。”
会议室的众人下意识屏住呼吸。
郗羽想，在那一瞬间，两人的心理变化足可以再写一整本《尤利西斯》了。
“周宏杰被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看透，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潘越问他为什么，周宏杰激烈的感情需要一个出口——在此之前，他从未和任何人谈起自己父母的死因。他冷冷地告诉潘越，他的父亲害死了自己的父母，随后离开了楼顶。”
说到这里，警官不可思议的反问：“他离开了屋顶，没把人推下去？”
“他的确是这么告诉我的。”
警察提出不同意见：“但他告诉你的未必是事实，也许他把潘越推下楼，再告诉你他没有动手。”
“我不觉得他有犯罪行为，”陈医生很温和地说，“我的专业知识和分析能力告诉我，他说的是事实。他的心理非常典型，孩童时期的不幸遭遇让他积累了大量压力和焦虑，社会的不公平又让他仇恨社会，但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又扭转了他部分偏激的思维——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他来说很关键，这导致他准备在潘越身上释放压力最终却无法真正付诸实践。”
“就算是这样。他有预谋，有杀人动机，他的举动依然是犯罪，只不过是谋杀未遂。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里不包含为犯罪行为保密。”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如果仅仅以某个人的想法来定罪，那我估计监狱里早就人满为患。实际上，我这些年接触到了成百上千有心理问题的人，他们要么想伤害自己要么想伤害别人，有很多人在挣扎中举起了屠刀，但最后都没有真正动手人，他们或许谈不上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好人，我们可以从道德上批判他。但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
警察不再说话，似乎是认可了这个解释。
“他怀着对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回到教师办公室，等着自己的结局。在他的设想中，潘越会投诉他、报警。他谋杀未遂，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至少他老师的这份工作保不住了。
“可几分钟后，他接到了其他老师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潘越坠楼身亡。他及时收手，但潘越依然如同他的计划坠楼。他告诉我说，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有些震惊，有些惶恐，还松了口气。他不希望警察怀疑自己，于是按照既定计划上楼，在潘越的书包里找出他的素材本，撕掉了潘越翻译的那首英文诗放在他的书包上，他清理了鞋印，藏好素材本下楼的。如他所料，警察完全没有怀疑他，甚至连疑问都没有，很快这起案件以自杀结案。
“他事后分析，潘越坠楼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潘越不小心失足坠楼，因为他离开楼顶时潘越还坐在栏杆上；第二种可能性是潘越的确深受刺激，跳楼自杀；第三种可能是两者都有，因为沮丧和失落，导致他不小心坠楼。周宏杰说，潘越是个很敏锐的孩子，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破碎的家庭，充满谎言的父母，喜欢的女孩子拒绝自己，被同学们嘲笑，父亲是杀害老师父母的凶手，老师想要杀害自己……这一系列事情对这个小男孩的打击未免太大，所以他不慎坠楼。
“仇恨对象的儿子死了，他发热的大脑冷静下来，良知、道德、正义、责任这些情绪回到他失控的大脑里。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意识到，谋杀计划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夺走仇人儿子的生命不会让他快乐。
“全校所有人的关注点在被潘越告白的那个女孩子身上，那个女孩子承受许许多多的指责，精神几乎崩溃。让学生承担老师的过失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他没有自首的勇气。愧疚心理而产生的心理负担跟事情的大小成正比，可他面临的事情和人命相关？潘越坠楼案带来了深远的影像，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他都沉浸在如湖水一样的内疚感中。
“他焦虑、紧张、恐惧、忧愁，再加上原生家庭的不幸，他毫不意外地得了抑郁症——这些年我治疗过许多抑郁症患者，他算得上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他想过寻死，但他有理性尚存，能控制自己的抑郁症，不至于达到那种‘死比活好’的程度。他毕业于著名师范大学，在学校里受过心理学教育，有一定自我治疗的能力，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于是找到了我。我给他开了三四年药后，他终于告诉我前面提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