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士族严苛，为了维护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极少有从轻发落的时候，如果冲撞的是士族尤为甚之，更别说马文才和祝英台都算是官宦之后。
刘有助今日怎么看，都在劫难逃。
刘有助哭诉和向傅歧求饶的时间里，梁山伯在心中百转千回，想出好几种也许能救刘有助的办法，又一一都被他自己推翻。
马文才这样的人，用情理法都是无法打动的。
他捍卫的是他自己那个阶级的尊严和统治，刘有助这样的人也许他过去看的太多已经麻木，你让一个已经固化了想法的人，如何自己去推翻自己？
梁山伯脑子快速地转动着，余光从揪着手指的祝英台身上一闪而过，心中有了主意。
马文才自然是不会为刘有助震动的，他也不会为他梁山伯震动，能让他改变心意甚至放下身段的，只有唯一被他承认是至交好友的祝英台。
虽然他不明白马文才看待这祝英台为何与他人不同，但事实放在这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他不会完全不顾祝英台的情绪。
而祝英台，又是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
他说不动马文才，可也许能说得动祝英台去求马文才。
想到这里，梁山伯也不再沉默，在刘有助哭叫过后，主动地承认了自己也曾偷过字。
“他没有说谎。”
梁山伯沉重地点了点头。
刘有助继续哭求着，傅歧也依旧在咆哮，但马文才和祝英台却已经将目光放到了他的身上。
在一片哭闹咆哮的嘈杂声中，梁山伯磁性的声音越发显得沉静。
“我活到至今，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去偷过字。”
他一字一句地说着。
“非常，非常后悔。”
刘有助吓傻了一般看向梁山伯，以为他也要置他于死地，眼神里已经有了绝望之意。
“我年幼丧父，家中原本也有父亲历年来费心搜集的手稿和书籍供我读书，可我父亲刚刚亡故后没多久，家中便起了一场大火，我母亲体弱，我当时人小力微，能把母亲拖出来就已经是万幸，那些手稿和书籍只能任其付之一炬。”
梁山伯的眼中隐隐带着一丝恨意。
“所以我虽是县令之子，但七岁之后，我和大部分寒生一般，无书可用，无字可看，无屋可住，无衣可穿，全靠父亲的故交和族中善老扶助，才能熬到贺馆主招我入馆。”
“我刚入馆时，和刘兄并无什么不同，只是我开蒙早，识得的字和看过的书比其他刚入学的孩子多一些罢了，那时候贺馆主要主持馆务，还要亲自授业，平日里还要调节士庶矛盾，也实在是管不到我一个和刚刚开蒙没什么区别的孩子，所以在丙馆读书的我，刘兄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也全部经历过。”
梁山伯对此很是坦然。
“当年我为了练好字，也曾去偷过字。不过我偷的不是学生的字，而是专去偷明道楼前张榜公告上学官们的字。”
随着梁山伯缓缓的叙述，傅歧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祝英台和马文才原本就没有声音，一时间，屋内只有刘有助低低的哭泣声。
“现在明道楼前张榜后立刻糊去的规矩，便是我那时的莽撞造成的。”他说，“我撕去公告回去临摹馆主和其他助教的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早就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当时和我同居一室的同窗去助教那里将此事告发，将我所偷的所有字都当众搜了出来，更绑去了馆主那里，要逐我离馆……”
“是老馆主维护了我，对其他反对的助教说：‘我是此地的馆主，负责主持这里的学业，如果我在此开设丙科，教导学生识字，可我的学生依旧要靠去偷字才能学到想要的东西，那是我的耻辱，而不是他的。所以我不能罚他，只能罚我自己。’”
梁山伯顿了顿。
“而后，他命学官杖了他十杖。”
“小时候，我看的是圣贤之言，学的是圣贤之道，可世事的残酷让我已经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圣贤存在，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对我来说只是书上劝人向善的虚假东西。”
梁山伯连声音都在颤抖。
“可那一刻，我已经将贺老馆主当成了我的‘圣贤’。”
祝英台转过脸去，脸上已经爬满了泪痕。
她的心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滚烫了。
烫的几乎要将整个胸腔都燃烧起来。
马文才在入馆之时曾说家人仰慕贺玚的才华和人品，却不是为了投贺革所好，当年他祖父在时，曾经夸奖佩服过的人，唯有贺玚一人。
至今为止，会稽学馆也好、其他学馆也罢，仍有贺玚和那些大儒们曾经的士族弟子在资助着，他们家也没例外。
当时他来求学时，现任的贺馆主会迎出门外，并不单单是因为他是故交之子，还因为他是吴兴太守、五馆的资助人之子。
然而他生的太晚，对于这位贺老馆主的印象，也只留在祖父的只言片语里而已。贺家从西汉贺纯开始，到东吴贺循，不停有大儒出世，贺玚“才德兼备”的评价，似乎已经是理所当然。
对于他们这些来的已经太晚的士族子弟，贺玚和贺革不过是一个掩饰他们必须要和庶人混杂的“名头”，如果不是以名士为馆主，哪怕天子下诏，他们也是要犹豫着来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