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礼部一名在武英殿编书的老臣先跳出来, 说理藩院职责乃是“成法”, 并坚指石咏年轻，轻浮多事，又有什么理由随意改动祖宗成法?
岂知雍正早就在守株待兔，等着这等言论呢, 此人一出，雍正便给他演算理藩院的由来：天聪五年始建、崇德元年改了一次、崇德三年才得了“理藩院”这个名号、顺治元年改了一次、顺治十六年与顺治十八年各改了一次，康熙四十年又改了一次，“自从建院之始，就一直在改!”雍正理直气壮地说，“就算是祖宗成法，也总有需要因势而变的一日，为何皇考、先帝们能改，朕就不能改?”
这话无从驳起，群臣们便就此哑了。雍正帝顺势将他酝酿好久的话一气儿都说了出来，“你们都道这理藩院的年轻臣子是多事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么?朕告诉你们，朕即位之初，便觉人心玩愒已久，只晓得因循守旧，乃至百弊丛生!指石咏多事之人，便最是浅见无知之辈。”
在场的人听雍正帝发作礼部老臣，都为这一位捏了一把汗。毕竟雍正此前不久刚刚发落了陈梦雷。陈梦雷一直是诚亲王允祉的旧人，雍正即位，诚亲王这个皇上的兄长地位就非常尴尬，陈梦雷也因此受到牵连，一把年纪，竟落得个流配黑龙江的下场。而眼前这礼部老臣原本也是诚亲王的旧人，此刻却不知好歹，被竖了靶子，一头撞到了刀口上。
所幸雍正骂完“浅见无知之辈”之后，就没有再指责那位老臣了，只说：“是朕让你们公开议论此事的，没道理让你们因议论而获罪!”他便让众臣子继续议论，自己只在一旁冷眼旁观。
然而别雍正这样狠狠地批过一回，便等于为此事定了调，于是满朝文武只管议起这“各国事务衙门”的各种细节，总之没有人敢再说石咏是“多事”了。
石咏听着，晓得雍正正是借他这次理藩院改制的事情发作，教训臣子们不得一味苟且，不得懒政。然而他这次过关过得轻松，但是理藩院如何处理外藩事宜，毕竟与眼前这些人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往后雍正的新政当真触动到了某个阶层的利益之事，龙椅上这位所受到的压力只有更加沉重。
可也只有等到了那时，才能凸显这位“是这样汉子，是这样秉性”，直率且一往无前的性格吧?
待众臣廷议之后，石咏将那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全部采纳，重新制定了一份新的“各国事务衙门”章程之后，新衙门的纲领性文件就此诞生，而且顺利通过。石咏身为理藩院走马上任的“新”侍郎，奉命烧起三把火，招兵买马，组建新部门。
这个部分与旧理藩院的职能，除了在对鄂罗斯往来一项上有重叠之外，与旧理藩院全然无涉，所以理藩院的旧人也不来干涉石咏的新差事。而石咏以前认识的洋人、公使，甚至通译、皇商也较多些，很快他就拉起了一个小队，似模似样地张罗起来。
洋人们听说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处理他们的事，负责主持的人物又是他们都认得的石咏，大多欢欣鼓舞。不知为何，他们都觉得石咏此人好打交道，又非常适应西洋人士的处事与交往方式，所以都像马国贤一样，只称呼他的名字，管叫“咏”，或者“咏大人”，又是一见他，就上来行贴面礼，冲着他的脸就贴上来，害得石咏赶紧制止，随后教导对方要入乡随俗。
当然，由此石咏也知道了自己亲切有余，而权威不足，所以有些重要差事的时候，便不得不拉十七阿哥出面，此乃后话。
石咏完成了理藩院的头一桩重要工作之后，也没忘了去忠勇伯府见一见大伯富达礼。毕竟他如今在御前走动的时候多，富达礼也盼着与石咏说道说道，把握一下这位皇上行事的风格。
结果这日，他没遇上富达礼，却遇上了二伯庆德。庆德再次神叨叨地将石咏拉到一边，细声细气地对石咏说：“咏哥儿，二伯有件事，正好要与你说个清楚。”
与此同时，伯府二门内有车驾出来，石咏晓得应当是女眷造访伯府老太太富察氏，赶紧避在一边，一瞥眼，却发现那车驾上面竟是他石家的徽号。
“这个——”
石咏有点儿发呆，近来他一心都扑在理藩院的差事上，心思想不到其他，有时候反应也很慢，容易发懵，颇有些他当年“石呆子”的模样。他不记得母亲和媳妇儿提起，最近要来造访伯府啊?
但这时候庆德赶紧拉他，说：“二伯今儿个来找你，就是为的这个事。咏哥儿，找个机会写信给你宏武叔，劝劝他，别让他再犯傻了!”
此时的庆德，早已一扫此前新君即位时候的颓丧，精神振奋，眼中亮晶晶的全是光彩，拍着石咏的肩膀，小声笑着，指着那车驾说：“那才是你二婶呢!”
石咏一眨眼，他陡然明白了庆德的意思——刚才出去的那座车驾，不是别人的，而是孟氏的车驾。所以庆德让他劝石宏武二叔的：竟是重新认下孟氏作为正妻。
石咏一下子心生反感：话说这叫什么?他二叔石宏武当初再怎么摇摆，也好歹是个堂堂七尺男儿，拿定了主意就不带再换了的!难道一纸析产别居的协议，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的毕生承诺，就可以这么轻易改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