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在向武皇的宝镜请教的时候，这篇稿子却被武皇毙掉了。“世间任何一人都有七情六欲。你该想想，龙椅上那位的性情究竟是如何的。”宝镜如是说，“完全做一面镜子，将镜里人物映得纤毫毕现，此间与年羹尧全然不熟的官员就都能做到，皇帝要你来干嘛?”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石咏对雍正的性子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就年羹尧这一事，这一位的性格已经足以教世人都看明白了。
“除此之外呢?”宝镜再度问，“他可曾刻意掩藏自己的心意过?”
“没有!”石咏老实回答，至此他也明白了宝镜的意思：人都是善于由己及人的，若是石咏一再为了求不过不失，而完全抹煞了自己的观点与情绪，在旁人那里可能会被认为是冷静理智，在雍正那里，只怕会觉得自己摊开了一张假面具。
于是，石咏斟酌了又斟酌，修改了折子，承认自己在听见年羹尧那傲岸无比的道歉之时，心内曾生出无数的“意难平”。此外，他原本也想评价年羹尧提及贵妃和福惠阿哥的那一段，但是斟酌再三，这毕竟是皇家之事，不是他石咏的私事，因此只诚实地记录了事实，没有过多评价。这折子他又从头至尾认认真真检查过一回，确认决计没有“夕惕朝乾”这样的谬误了，才往京中递了上去。
年贵妃自雍正三年初夏，便迁居圆明园，在那里静养。
这日杭州的几处折子一并都送到，雍正一一批阅。先是福敏报查抄杭州将军寓所事，并将所抄之物中恐有违禁之处的都呈了上来。雍正看了那《西征随笔》之后气得脸色发青，直接在书的扉页上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随即他便将那书册扔了出去，命张廷玉：“拟旨，快拟旨，锁拿汪景祺此人，再查有无类此狂悖讥讪的文字。”
张廷玉躬身拾起《西征随笔》，他自己已经读了此书，知道里面的文字都是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只不过拍了年羹尧的马屁，却忘了年羹尧上面还有皇帝，而且不止一任皇帝。张廷玉听过汪景祺的才名，不仅为此人感到可惜，觉得此人恐怕今生再也与仕途无缘了。岂料雍正大声道：“竟敢作诗讽刺圣祖仁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
雍正没说汪景祺的这些马屁诗讽刺了自己，他说的是讽刺了康熙皇帝。
“大逆不道”四字一旦说出，汪景祺便再无生理。张廷玉心头一紧，但也再无它法，只能默默捧着那本《西征随笔》，出去拟旨。
雍正独自闷坐了好一阵，才想起他尚有其余折子要看，随手拿过一本，却正是石咏那本禀报年羹尧现状的折子。雍正飞快地读下来，见石咏的笔触主体冷静客观，但是还是偶尔在与己切身相关之处，流露了一点点“真情实感”。待再看到末尾，见石咏记述年羹尧的疯态，那“明日复明日”的盼望，笔致里，竟然多多少少带些怜悯，这可能是撰写者本人都未曾察觉的。
雍正面无表情地提起朱笔，在密折上批“朕知道了”四个字。
放下了朱笔，雍正疲惫地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儿，闭上眼。看完石咏写的折子，他突然觉得有些共鸣，每每觉得年羹尧可恨至极的时候，他又难以避免地觉得此人可怜——许是世上对某个人的情感永远不可能非黑即白，哪怕像他这样，爱憎极其分明，感情亦如此浓烈的帝王，爱之便恨不得如珍宝般捧在手心，恨之便……恨之入骨的时候，他又何尝不觉得这年羹尧，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呢?
雍正想到这里，推开面前的公务，起身随意对李德全吩咐：“去贵妃那里!”
李德全慌忙传令，年贵妃的住所距离雍正平素用来处理公务的勤政殿较远，李德全赶紧招呼了皇舆过来。
待到年贵妃处，雍正问起贵妃的情形。常驻在此的太医只禀报说贵妃的情形并不算好，如今多数时候只是卧床昏睡。“什么时候能好?”雍正随口一问。
“回禀皇上，若是能熬过今年冬天去，那便有指望了。”太医小心翼翼地回禀，言语里少不得要给自己留些后路。
雍正听这太医的意思，年贵妃竟像是只剩几个月的寿数了。他当即怔在当场，迟迟未能醒过神来：实在是没有想到，等位三年，他一向忙于国之大事，旰衣宵食，却疏忽了身边的人，导致贵妃如今病入沉疴，他竟刚刚知情。
旁边李德全见雍正面色变幻，小心翼翼地道：“皇上可是要入内探视贵妃。”
雍正脚步顿了顿，点头道：“自然是要的。”
不过在入内探视年贵妃之前，雍正命人将此处所有服侍贵妃的太监与宫女召集到一处，郑重严令：外界之事，不许有一字传入贵妃耳中。
天子口谕，自然是人人听命，不敢有违。于是，在这往后的几个月中，年贵妃一直静心休养，并无任何一件外事能够打扰她，包括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将其押送北京会审，也包括廷议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群臣联名上疏，请杀年羹尧以谢天下……此乃后话。
石咏在杭州，将那折子交上去之后，他就一身轻松，再也不用管年羹尧了。在他启程去宁波之前，石咏在杭州迎来了一位久违的好友，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