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牙咬得嘎吱嘎吱响，“要不是怕丢出去又被老乡捡回去，给孩子们穿了生病，我愿意锁在这里？”
好衣服早就已经分给孩子们了，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处理的破衣服，可是没有人相信。
“我们是看山上那些山民的孩子们可怜，冬天都没有衣服穿，才发了照片出去求募捐。结果呢？你们村里哪里穷到吃不下饭了？看到别的孩子有衣服穿就也来闹，闹完了，我们分了，又嫌弃我们给山上的孩子衣服厚，给你们村里的衣服薄！”
李老师话是对张有田说的，眼睛却看着秦朗他们。
“周围山上的孩子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来上学，山上的房子连个挡风的玻璃都没有，你们怎么能埋怨我们给山上的孩子衣服厚？”
“你们在我们面前指桑骂槐，说我们给喜欢的孩子分的都是好东西，给不喜欢的孩子分的都是破烂货，你以为我听不懂？我只是不想跟你们计较！如果都气跑了，这些孩子怎么挨过冬天？我怎么能相信我们离开后，你们不会一哄而起把这些冬衣全拿回家去？”
“这都是误会！”
张校长连忙上来劝架，拉走了自己的儿子。
“既然是误会，解开了就好！”
“这不是误会，这就是人性。”
李老师走出屋外，恶臭的气味并不能让他皱眉，因为就在这间屋子里，他早就已经嗅到了比这些恶臭更令人作呕的气息。
他看着杜若等人，这个已经被西北日晒风吹到黝黑的汉子一脸隐忍的表情：
“我本来不想说这个话，但你们要记着我的教训，支教就支教，不要再发动任何募捐，也不要再接受什么捐款，更别对外呼吁怎么改变这里，否则……”
李老师哽咽着说：
“……你们就会跟我一样，后悔来这里。”
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说出了自己的后悔。
随着这句话，李老师也像是彻底被击垮了一般，从身上摘下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像是泄愤般狠狠砸在了地上，头也不回地离去。
“大？”
张有田已经被这一连串的变故弄懵了，抬起头就看父亲。
“逼/咧！”
张校长甩手就给儿子一个巴掌，用他们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大骂着儿子：“你包什咧！嘎达马西一胡摊，都是你恁的！”
张有田被这么多人看着打了一巴掌，有些抹不开面子，跺了下脚站起身就要去追李老师，人高马大的江昭辉皱着眉往前一挡，拦住了他的去路。
秦朗面无表情地从地上捡起李老师的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打开来翻了一下，见是他记着的账目。
再看包里有很多零零碎碎的票据，有些是路费的票据，有些是运输费的票据，还有些是在小卖部买东西给开的收据，也有打着收条只按着指引的纸条。
比如李老师找木匠打床的那张，就明明白白的写着哪一天哪一日请谁做床一张，花费多少钱，用于教室宿舍，经办人李耀辉。
下面是木匠的指印和姓名。
这个村里不少人都不识字，李老师的包里还有随身带着的印泥，就是为为了这种情况做准备的。
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李老师已经做到了最好。
“你要去哪儿？”
秦朗因白胖而异常和气的脸上终于生出了严肃的表情。
“李老师和我们做了交接，现在这些钱和账目我们来保管。”
他拿着那本账本，在张校长和张有田面前摇了摇。
“来，我们来对账。”
***
从立场上来说，新来的支教老师和之前的支教老师是在同一个阵营的。
他们都是外来者，是要来帮助当地的孩子们读书的。
他们是老师，不是行政管理人员，也不是扶贫办的官员，除了教学以外的事情，理论上就不该他们管。
也许是之前的红星小学太苦，红星小学的学生们太苦，再加上支教的环境太艰难，让李老师和方老师产生了要让这里变好一点的想法，并为此付出了很多积极的行动，可结果并不是如他们所想，都是好的。
来支教的第二天，李老师就用自己的实际经历，为这些“后辈”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说实话，黛文婷和苏丽来之前也是报着“如果太困难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的想法，黛文婷还是主播和博主，未必没有带着卖一把惨来引起别人关注的念头，但被李老师话里的委屈所吓倒，不太敢再惹一身腥了。
说要“对账”，就真的是对账，秦朗和杜若去了老师办公室，拉开一张椅子，直接把那些票据倒下来，拿着那本账本，一张张的找到对应的账目清单，秦朗算，杜若整理并粘贴，将款项重新整理清楚。
他们一个是学企业管理的，一个一直在大学里当学生会的干部，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有经验，整理起来时比学轮机的李老师不知道效率多少，何况这些账目也不困难。
“一共收到的捐款合计是两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元，汇款单和收款凭证在这里。”
秦朗将桌上的收支账往前面一推。
“支出是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元七角，有残破和没找到的三张**，但剩下的钱是对的，这是六千一百一十九块三角。”
他从挎包里拿出捆扎好的钱，也放在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