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和一个身穿红色大露背丝绒长礼服的女孩跳舞，女孩很瘦，一头长卷发美艳照人；丝绒也是最上乘的，在灯光下色泽明艳如宝石。我在室外站了四个小时，头晕眼花，没有看清楚她的容貌。
直到路雯珊对着我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贱人。” 我吓了一跳，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觉察到她在我身边坐下，另一方面是我以为她在骂我。 “你说谁？”我一惊。 “跟杨宽跳舞的那个——你不认识她？她叫陈白露。” 我恍然想起那个削肩细腰、一脸傲慢的姑娘。 “你为什么骂她？”
“你看她那张狐媚子脸——哼，我都不用看，闭着眼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一个落马贪官的女儿，过过几年好日子，现在穷了，仗着自己长得还不错，削尖脑袋往上爬，你瞧她那双骚眼睛！”
陈白露刚好把正脸转向我，我眯着眼看，她的脸上化了浓妆，嘴唇是大红色，眼窝里上了金粉。即使我刚才留心她的容貌，也未必认得出她来。在老首长家那次见面，她那么干净清素。 “落马贪官？”我又一惊。 “十年前的事儿了，当年风光得要死，杨家都要巴结她家；结果一夜之间被赶出北京，据说走的时候一家三口每人拎着一箱衣服，连送他们去火车站的车都没有。”
“赶去哪儿？” “谁有闲心关心她——她爸爸妈妈是沈阳人，应该是回沈阳了。谁知道她上大学又回来了，借着杨宽又挤进这个圈子。梦会所的规矩你知道， 家底不厚到吓死人的连这里的门都找不到，何况她一个还要靠做家教挣钱的穷酸破落户呢？她家住在一个特别破的小区，管道都老化了，有一天水漏得满屋都是，她连酒店都住不起，只能在麦当劳等到天亮。听说她赚的钱都用来吃喝打扮，你别看她穿得还行，她所有的财产都在身上 ——不打扮成这样怎么钓凯子呢？我说句势利的话，要是她家还是十年前那样，她今天绝对被捧得像个公主 ——可是啊，您家都败了，就老老实实在炉灰里捡豌豆吧，别老做灰姑娘上位的梦。”
“你是说她对杨宽有什么想法？”我有点儿吃惊，杨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从来没听他说起过身边还有这么一位姑娘。
“也许是杨宽，也许是其他人。是谁才不重要呢，重要的是有钱有势，这种女人——”路雯珊轻蔑地“嘁”了一声，“不管打扮得多好，跟咱们这种女孩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个卖得比较贵的——”
“别说了。”我赶紧打断，我不喜欢听到特别难听的词，脏耳朵。 “你知道吗，她不光做家教，她还去站车呢。前脚露着大腿卖笑，后脚就来装名媛，什么玩意儿，最看不起这种假模假式、一肚子心机的女人。”路雯珊嘴角快撇到地板上。 “可是我觉得……如果她能养活自己，我也蛮佩服。”
“你真傻！做家教能有几个钱？站车也赚不到什么，哪儿够她维持当年的做派？而且吃穿事小，据说她在烟酒上的开销大得吓死人，酒一定要白马庄，雪茄一定要 Cohiba，这些东西她支撑不起，都是老首长供给。”
哦——我想起那个一闪而过的八卦念头和那只刻着CUBA的小铜锁。 原来如此。
“可老首长为什么这么看顾她呢？” “她爸爸跟了老首长半辈子，如果当年老首长肯出面保他，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老首长没有出面。他现在对陈白露这么好，全是因为愧疚。”
《欢乐颂》收了个高亢的尾巴，掌声在大厅里响起来，乐团起身朝欢乐的人们鞠躬，我盯着陈白露看，她的金色高跟鞋被腰上垂下的黑色缎带缠住，边鼓掌边一个趔趄，杨宽揽住她的腰，她抬头大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你瞧，这个贱人。”路雯珊说。
第三次见到陈白露，是在学校的食堂。那天我端着一盒沙拉，想找个靠窗的位子，然后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灰T恤和白球鞋的姑娘边喝酸奶边看表，身旁放着双肩包和一摞课本。清晨橘黄色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 碎发垂在高高的鼻梁上，她的脸色饱满而红润，像一颗成熟的苹果。
“嗨，陈白露。”我站在她面前说。
她在盛夏的阳光里抬起头来一笑，额头光洁如玉。
陈白露住在团结湖往东的日报社家属院。这是她妈妈的房子。当时这所房子是单位福利，不要白不要，没想到一朝变故，这间小公寓成了仅剩的财产。
陈白露回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让她把这所房子租出去，房租就算她的生活费。可是据说她一进到学校宿舍，就被狭小的空间和公共卫生间吓到了，她既不能在五个人的注视下完成饮食起居，更不能忍受早上在洗手间外排长队。
她迅速布置好那套两居室，一个星期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不是因为她行事利落，而是她根本没带什么钱，只比身无分文强一点点，而买了简单的家具后，就真的身无分文了。
到大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东西，可是依然很简单。卧室里一张小小的单人床，永远铺着白色或米色的床单，单日是白色，双日是米色；衣橱很窄，以至于我第一次进到她的卧室，还在好奇她把衣服放在哪里。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的衣橱可以这样小。她的衣服很少，挂在一排银色衣架上，静静地罗列在里面，衣橱角落里垒着三五块沉香木，是她独有的熏香办法。除此之外，窗边一把孔雀椅，椅子上搭着豆青色半旧的丝绸坐垫，墙上一面穿衣镜，再没别的陈设。没有毛绒公仔，没有花瓶，你绝想不到这是个女孩子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