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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我每个月去看望她一次。 陈白露在小汤山纯净的空气里恢复了体力，每一次我见到她，她的气色都比之前更好一些。她不上网，也不用手机，去过的最接近市中心的地方也不过是北五环的家乐福。我给她讲外面发生的事，哪部电影获了奖，哪部成了票房黑马，哪本小说畅销又有趣。
我问她：“还写东西吗？” “抄《金刚经》算吗？”她笑嘻嘻地回答。 她书房的地板上永远堆着小山似的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我看过一次，是看不懂的经文。 我有点儿生气。聪明伶俐，编剧系科班出身，世面也见了不少，就只躲在郊外的别墅里日复一日地抄佛经？要抄到哪一天为止呢？到三十岁，还是四十岁？
可我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口。 我知道她平静的微笑后面掩藏着没有愈合的伤口。她一天不回城，就是一天忘不掉过去。我怎么能逼她？ 我紧闭着嘴，看窗外的松林越发苍郁，枫叶已经发了红。秋天到了。 时间流逝，就像水龙头里的水啊。
“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挺可惜的。”我斟酌着词句，“我小时候学过一点儿越剧，我的老师说过：一天不练自己知道，十天不练师父知道，一个月不练呢，观众都知道了。我就是吃不了苦，才没坚持下来，现在全荒废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叹口气：“我又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我实在没有斗志，一点儿也没有。我打不起精神。” “怎么能打不起精神呢？”我很着急：“白露，想想从前，你本来比同龄人的起点都高呀。他们还在做枪手的时候你已经能接到独立的本子了， 虽说遇上了不靠谱的制片，但那不是你的错。当初如果没有陈言不负责任地瞎许诺，你一定会咬牙坚持下来——”
这个名字使我们同时愣住了。 这段时间，我和她讲话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陈言，她不提，我也不提，就像他没有存在过，就像那段往事从没发生过。 可我说得太急，一时没留神。 她的眼神果然一灰。
“也是要依靠机遇的，我以后未必还有那么好的机会——” “你的自信呢？陈白露？”我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机遇，这一行难道不是靠笔头吃饭的？你从前不是眼光总高人一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呀，白露！”
“海棠 ——”她叹口气，“自信从来都不是依靠凭空给自己打气，自信只能从枯燥的练习里得来。那时候我每天都练笔，无论这一天多忙多累，打工，喝醉，或者生病，睡前也要写两三千字才肯上床。那时候我知道旁人都没有我勤奋，所以眼光才高人一头，可是我已经荒废了太久 ——”她为自己辩解着，然后眼圈红了，“那一年我做了什么？吃喝玩乐、给野模拉皮条……我的手已经生疏了，骗不了自己，骗不了师父，更骗不了观众了。”
我看着她悲戚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遗憾。 “不能重新开始吗？”我不甘心地问。 她也站起身，慢慢走到窗前，看着秋风吹动着层层松涛，然后她说：
“给我时间，好吗？”
2011年秋
她没有食言。树上的叶子快要落光了的时候，我开始收到她的练笔。
从每天五百字，慢慢增长到每天一千字。 她控制场景节奏的能力大大不如从前了，人物口中说出的话也不再古灵精怪。我看得出她拼命想写一个充满干劲儿、没心没肺的姑娘，可是她笔下的台词总是无意地带出无奈和苍凉。
但这依然是一个好兆头，至少，她肯重新动笔了。
这是一个缓慢更新的小长篇，标题叫《拇指姑娘》，开篇的第一句话是：
“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着一位拇指姑娘。拇指姑娘虽然身躯小小，可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她向往光明和自由。”
201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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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冬天无比萧索，朋友圈子里不断有人被疏离，又不断有陌生的面孔加入。每当我推开包房、餐厅，甚至梦会所的门，都仿佛误入了别人的聚会，他们不认识我，我也无心结交他们，渐渐地，我什么聚会也不想参加，过上十天半个月同杨宽和路雯珊吃一顿饭，就算是我的社交了。
真正刺激到我的是一场车祸，程雪粟意外地死掉了。她同一个外国大使的儿子驾车去西藏，遇上暴风雪，车子翻下了悬崖。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深夜，我接到杨宽的电话，惊得一身冷汗。立刻上网查新闻，铺天盖地的图片，一辆被大雪覆盖的墨绿色路虎车，一扇车门甩在两米远的雪地上。
我傻掉了。这个被我骂过的姑娘，真的长眠在白茫茫的大雪下面， 再也不会醒来了吗？
然而只过了二十分钟，这些新闻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凭空消失了，干脆利落得让我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当然不是幻觉。尽管这深夜新闻没有在网上被传播开来，朋友们却是都知道了。然而我们也只敢私下议论 ——过了没几天，有人挨了父母的骂，传出话来，说是连私下议论也不准了。
“我从前知道，一个穷苦百姓的死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如果是冤死， 被遮掩过去也不足为奇。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的孩子也是这样呢？”我困惑地问杨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