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三了，还能好看几年？五年之后我还有现在的容貌吗？”
“保养得好的话，也不会变太多。” “那么十年呢？等我三十三岁的时候，坐在梦会所里，还会有人请我跳舞吗？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发胖了。” “没有吧？” “你看不出。以前我胃口多好？现在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吃东西了，必须严格地控制。不是少女了，小海棠。”她朝我露出自嘲的微笑。 “我们都怕老，怕发胖，怕皮肤松弛，我当然也怕——” 她笑着打断我：“但你不用以色相事人。”
我一愣：“你用吗？” “你说呢？如果不是有这张脸，我现在这样窘迫的家境，朋友们会容我这么久？如果我没有这张脸，陈言会问你‘她是谁’吗？” 我心里涌起一阵伤感：“长得好未必都是好事。我倒宁愿你没有这张脸，宁愿你回北京以后只做一个普通的女生，宁愿他没有多看你一眼， 你过得也许比现在好些。”
她微笑着摇头：“不会的。那我现在恐怕只能领着八千的月薪，租着一个小单间，每天早上在地铁口买一个煎饼，上班给人呼来喝去，下班还要赶稿子。”
“外面几千万个年轻人都是这样活着。”
“是，你觉得他们幸福吗？如果可以交换，你猜有多少人愿意和我换？疗伤的良药有很多种，可我冷眼看着，最有效的一种就是钱。陈言想躲开我，可以躲到欧洲去；我想离开城市，能靠这张脸借到别墅住。”
我举着挂满碎发的梳子发愣。几天后，就是2012年了。
201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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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重新帮英总工作，但只算帮忙，不入编制，也不领固定工资，只拿稿费，为的是不用坐班打卡，来去自由。
2011年国产片票房井喷，有杂志请妙妙分析当下的电影市场，妙妙没有时间写，我拍胸脯给她做代笔。我说，论人精、钱多，只有地产业能跟母们行当媲美，不过地产业有上行下坡，太不济的时候还能全盘崩溃；但母们行当呢，是经济景气，人人有钱看电影，经济危机，人人需要看电影，所以别观望了，无论什么时局，入母们行当总是不会错的。
后来这篇稿子在网上被转载得很凶，我每看到一次都得意得不行。我跟妙妙说，你瞧，我也是有手艺的，将来万一没饭吃，还可以卖文为生。
妙妙说，不是顶着我的名字，谁会找你写呢？ 这一年的开春，英总接到了几个大case。我是看着公司从一个小团队一步步壮大起来的，我很开心，但妙妙愁得直用脑门撞桌子。 “剧本这么烂，怎么宣传？给钱倒是蛮痛快，可是有这钱做宣传，不如分一半请个好编剧。” 这部片子刚开机，我们只拿到了剧本。我和妙妙读了一夜，读了五分之四，连人物关系都没理清。 “你说，这本子搁你们班里能得多少分？” “还想要分数呢？早被老师打开窗户扔出去了——这可怎么宣传哪？” “别抱怨，一个好宣传的职业道德是味觉失灵。”
“味觉失灵？”
“就是自我催眠，你要说服自己：别看这破本子前言不搭后语，也许人家是个被埋没的王家卫呢，也许剪吧剪吧就是《东邪西毒》呢。” 整个残冬，我都跟着妙妙身后跑发布会，采访，写稿子。我还出了两次差，一次去狂野的青海，忙得脚不沾地，离开之前的两个小时，我俩在一条巷子里埋头吃牦牛火锅，结果误了飞机；一次是去妩媚的无锡， 忙得连水都没有时间喝，在火车站旁边的黑店里赶着吃两口糖醋排骨， 又误了动车。
后来还有一个去广州出差的机会，但英总说什么也不肯派我和妙妙去了。
当我坐在西宁的三轮车上一路喷着黑烟往机场赶的时候，当我站在绿皮火车上抱紧怀里的无锡排骨的时候，当我撒娇耍赖求英总让我去广州的时候，当我凌晨三点守在电脑前等广州的同事把写好的稿子传给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句违和的声音，它那么细小而清晰， 它在说：你瞧，这样也不错。
除了跑车，还有别的交通工具能带你走；除了私人会所，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吃到美食；除了游艇舞会，还有别的场合可以交到朋友。我已经在一个无意义的地方浪费了二十三年，我一度以为那是天经地义；可是它除了带给过我短暂的快乐，更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虚无、孤独和自我怀疑。
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其中有一封必定来自陈白露。 她每天都发《拇指姑娘》的新章节给我，她写得越来越快，渐渐由从前的每天一千字增长到两千字，并且稳定下来，这个字数表示她的状态在好转。冬天结束的时候，她写完了《拇指姑娘》，说起来，我也两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同最后一章一起收到的，还有一封邮件：
海棠： 谢谢你陪我写完《拇指姑娘》。我知道写得不好，但因为有这件事情可做，我才没有把脑子荒废掉。人生还长，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做， 无论我想做什么，你都会帮我，对不对？
我下周一搬回城里，周末你能请小时工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吗？你应该没什么事情做吧？少参加一些party，我离群索居这一年，越发看清从前的生活有多无聊，你身在其中，不知道还要多久才看得清呢。
又及，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等我回去带你见他，就是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