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想，冷冻室里有冻起来的米饭，这还是从书上看来的办法：做一大锅米饭，分成十几个小碗冻起来，吃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 就和新鲜蒸好的一样，最适合独居的女孩。
“只有冻米饭，没有菜可以配。”我说。 她眼睛一亮：“茶泡饭！” 迅速泡了一壶大红袍，她叮了两碗米饭，我们睁着四只饿得发绿的眼睛，看着紫砂壶里的茶叶慢慢舒缓，浮上来又沉下去。 赶紧泡饭，窗外风雨大作，窗下茶香米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感慨同我一样多。 有多久没吃茶泡饭了，白露？那个捏着蟾口紫砂壶，在食堂外的报刊亭下等我的小姑娘，你同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是不是一个人呢？如果那时就知道后来要遇上的人、要发生的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呢？
“你去法国了？”最后我先开口。 她一愣，拿着小勺的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 “薛先生很喜欢巴黎，我们回国之前在巴黎住了几天。”她不动声色。 “巴黎还是 Loire Valley？”我说。
她惊恐地抬起头，大眼睛盯着我。 “酒庄附近的小教堂？”我说。 她慌了。
然后她低下声音，用哀求的语气说：“他看到我了，是不是？”
“不然呢，难道是我跟踪你。”我故意用云淡风轻的语气，她果然受了刺激，满脸写满了哀求，我知道她想问陈言，但我偏偏不说。 “你怎么说服薛先生带你去酒庄的？” 她的嘴角颓丧地垂下来，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软弱的气质里。她摇摇头：“我是偷偷溜出来的，从巴黎到Loire Valley，坐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我天亮时到达，中午回来，跟薛先生说我在商场购物。”
“你见到他了吗？” 似乎我的问题太过残忍，她的大眼睛里蕴满了眼泪。 “没有。村子里的人指给我一个中国人的酒庄，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了很久，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就走了。” “为什么不去敲门呢？”我不动声色地问。 “你只知道他害怕见我，你不知道我更害怕见他。你是一路看着过来的，我也不用装什么——他轻浮凉薄，我又何尝无过？我恨他没有担当， 但不怨他。怨是推脱责任，我不推脱。”她说着又咧嘴笑起来，“他爱高贵和自由，却没想到长了我这样一张脸的，未必都是什么白莲花。也好， 给他一个教训，他以后交女朋友，一定会双倍地擦亮眼睛。”
“教堂里的壁画好看吗？”我也红了眼圈。 “教堂就是骗局，神父就是骗子，他们说好人上天国，魔鬼下地狱，可是谁来判定谁是好人和魔鬼呢？上帝吗？上帝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女人通奸就是罪孽吗？如果并没有伤害到第三个人呢？仅仅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权威，就要生前被口诛笔伐、死后下地狱吗？”她又哭又笑：“我见过壁画不过是村子里的匠人涂的，我忘不了老挝的佛堂也没有保住我的孩子，我听过各种神灵用死后的恐怖震慑活人，但我不是那些会被地狱吓住的人，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当天晚上，雨下个不停，我留她过夜。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很深的裂痕，无法合拢，无从修复。我没有再像这四年来所习惯的那样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对她说：“我不太困，在书房看书。”然后关上卧室的门走了出去。她换下来的裙子搭在沙发扶手上，我拿起来扔进洗衣机。
我躺在书 房的矮榻 上，枕着 一只抱枕， 看书看 到眼皮沉 重得抬 不起来。
书从手里跌落，啪嗒一声拍在地板上，我又吓醒。起来拾书，抬头看到卧室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她还没睡？ 我光着脚，悄声推开房门。 台灯开着，四个被角平整地舒展着，她小小的身体缩在深蓝色的被子里，在橘色的光线里微微地颤抖，弱小得像个露宿街头的孩子。 她在哭。苍白的嘴唇半张着，闭着的眼睛下汹涌地流出眼泪来，米黄格子的枕头上湿了碗大的一片。我难过地走过去，坐在床边，把她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腿上，把头发从她湿漉漉的脸上拨开，她没有睁眼， 只含混不清地说着一句什么。
她的嗓子被泪水堵住，我听不清楚，但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听清楚了，然后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说：“我爱他。我爱他。”
2012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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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份，天气异常寒冷，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白霜。城中阴霾弥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随处可见裹在厚风衣里、 戴着医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静岭》成了真。我想回广州住上一阵子， 那里还有残夏。
但我父母的手机都打不通，不是关机，也不是无人接听，而是那拨出的电话仿佛被投射进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