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燃一支，就少一支。我可能再也买不起这样好的蜡烛，也不能再从古巴的小镇或者伊斯坦布尔的教堂里把它们搜罗起来。
可我一点儿也不心疼。我把蜡烛点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客厅、书房、 客房、卧室，到处都明晃晃的，几十个影子在墙壁上跳动，几十种香味同时涌过来，我感到头晕脑涨。
一只白蜡烛在我眼前熄灭了，烛心倒在一小汪蜡油里，烟冲起来， 闻起来像是悲哀的味道。读戏文系的时候，常常写到一个人精神崩溃， 我让他大哭、狂奔、奄奄一息，自以为写得逼真；可等到自己身在戏里， 才明白所谓的崩溃，就是静默地对着烛心的那一刻，就是那一刻。
我不记得自己在地上蹲了多久，后来陈白露来了。烛影重重，我听到身后的房门被按动密码锁的声音，但是并不害怕，我知道是她来了。
她的脚步轻得难以察觉，房间内的景象也没有使她发出惊呼或者叹息，她只是走到我身边，跪下来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肩膀上。
“你的身体好了吗？”我平静地问。 “我好了。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你永远都有我。”她说。
~6~
当天晚上我睡在陈白露家，她旧小区的小公寓。我在她的搀扶下朝着黑洞洞的楼门走去，出租车一直停在那儿，亮着前灯为我们照明。又是深秋，一地枯枝败叶，踩上去是沉闷的断裂声。
陈白露没回过这所房子。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上一层细细的粉尘。
好在暖气是滚热的。
她灌了一只热水袋让我我抱在怀里，我躺在床上，不住地发着抖。 她在冰凉的丝绸被子下垫了一层绒毯，又把自己的大衣盖在我身上。“睡吧。”她说。
~7~
第二天，有人找到陈白露家里，我被人告知不被允许回家了，那所我住了许多年的房子不再是我的。来人是一个面相和善的大叔，开口讲话时脸颊上全是括号。他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说：“这的确比较突然……”
“突然？”我笑了，“三天前电卡里的钱用光了，我没有再续。”
这人看着我。
“因为我早就知道啦。您喝茶呀。”我把茶杯朝他推了一点点，我们谈了很久，茶从滚烫变得温凉。
“走啦。”这人起身告辞，我和陈白露送到门口，和他握了手，他朝陈白露一点头，拉开门，侧身走出去了。
我怔在门口，寒冬的冷风灌进来，我似乎突然清醒了。 “叔叔！”我叫出声，“我爸妈身体还好吗？” 陈白露攥住我的手腕，我们等着他回答，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有那扇黑漆漆的铁门，在我面前沉重地合上了。
~8~
我拒绝振作。 我不记得在陈白露的床上躺了多少天，时间在一睡一醒间混混沌沌地过着，有时候我也想，假如看窗外，草长莺飞、漫天柳絮，那么这绝望的心境里，至少打开了透得进亮光的门缝；可是每次我转头看外面，依然只有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白而小的太阳从东到西，从东到西，从东到西。
这几天杨宽来过几次，行色匆匆的样子，他总是先来看我，如果我还睡着，他就坐在床边等我醒来。他并不像陈白露那样百般劝我振作，他只是握着我的手，问我想吃什么。和我玩上一会儿，他就和陈白露去了客厅，两人低声谈上半天，不知道谋划什么事。心里清明一些的时候， 我想，当年路雯珊仇恨陈白露入骨不是没有道理的，女人的直觉总是莫名其妙的准确：杨宽和陈白露也许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们都见过绝顶的繁华，也做过底层的小混混；他们野心勃勃、精明坚韧，未来一个从政、一个经商，我仿佛看到一对完美的拍档正在张开一张严密的网：
二十年后，他们会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坊间会流传着他们的传说，而我是唯一的知情人。也许到那时他们闭口不提爱情，只有我知道他爱过写下《女毒枭》的姑娘，她一生爱着那个懦弱的人。也许他们修炼到从不表露悲喜的境界，只有我见过他仰头流下的清泪，她眼泪湿透了枕头。也许未来他们会背上同显赫的身份相匹配的骂名，只有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中保留着干净的地方：这一场变故，昔日好友纷纷散去，他们依然待我如从前。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以他们为敌，我也站在他们那边。旁人的道德是旁人的事，世界的法则是世界的事，我没有那么宽广的胸怀，在我小小的视野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仅此而已。
有一天我站在镜子前，看到自己形销骨立，撩起衬衣来一看，两排肋骨清晰可见。墙角有陈白露的体重秤，我站上去，即使当时的我昏昏沉沉，也着实被吓了一跳：三十九公斤。
当天晚上我终于做梦了。这些天我一直寄希望于梦境，我想见到爸爸妈妈，或者陈言也行，所有我爱着却离开的人，现世既然已经无缘，为什么在梦里也不愿现身呢？当初口口声声疼爱我的人，怎么一下子都变得这么绝情呢？ 我只梦到了自己。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不知道生长了几百年的老树盘根错节；蜘蛛在树叶间荡来荡去；大翅膀的蛾子扑啦啦地飞着。我一路躲避着虫蛇，不见天日，不辨方向，抬眼见到一座乌木小庙。庙门口有一幅副联，我跑过去看，是八个刻进木头的颜体正楷：“你是过客，花是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