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死，去的去。都完了。
身无分文，仅有的是还给我的书和衣服 , 像一座大山似的堆在客厅里。珠宝箱不见了，说是我妈的东西，不是我的。书是不能卖的，何况也不值钱；衣服倒是有的是连吊牌也没摘掉的，可是怎么卖呢？二手店， 还是有什么别的路子？醒来再打听吧。从前和陈白露打过交道的小模特们，她们应该懂这些。只可惜每次衣柜装不下的时候，值千值万的，不知道扔了多少，白便宜了垃圾箱。
身后有余忘缩手。多少聪明人也要等到如我一般山穷水尽的地步， 才参得透这句话。既是聪明人，怎么会“忘”呢？不过是该“记住”的时候正泡在酒池肉林里。乱花渐欲迷人眼。
我也想像陈白露一样一了百了，说开了，有什么难的？开窗跳下去。 可是陈白露的爸爸妈妈的哭声还留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能想象我的父母遭遇这样的变故会是怎样——总有团聚的一天，我得等着！
我也想像陈言一样一走了之。逃到英国去，逃到法国去，逃到俄国去，逃到美国去，可是钱呢？如今连机票钱也买不起。
“自生自灭”这个词有多残酷，选择自生的人就有多高尚。死既然无死路，去也是无去处，必须活着，必须等着。只是活着也是要成本的——睡吧。醒来总有办法。读过书，有手有脚，总不会饿死。
浑浑噩噩，不知道是睡是醒的时候，我接到英总的电话。她听妙妙说了我的事。她说她在我从前住的房子里，但那里已经住了一户陌生人， 一听说是来找我的，立刻把她赶了出来。
“有没有问题，小海棠？” 我想起那年在公司的接待室，她一面看着小周的妈妈一面对我这样说。不知道在电话那边，她是不是已经在挽袖子了。 “没有问题。我现在不住在那儿了。” “搬到哪儿了？我现在去看你。” “搬到……”我一开口，泪水就堵住了喉咙。怎么让她来呢？客厅里设着灵堂。
“离公司有多远？”
“大概……十五分钟路程。” “还算蛮近——等你好起来，就回来上班吧。工资和妙妙平级，你们是不是同一年来公司实习的？” “是。但她一直在工作，我中间……” “那么，年终奖比妙妙低一等，免得新员工说我偏心。你有没有意见？” “没有。”我平静地说出这两个字，大恩不言谢。电话那头的英总不知道，我把脸埋在手心里恸哭。 每个月八千的收入，放在从前是不够一夜的酒钱，但我已经永远和那种生活告别，八千足足够用。 虽然陈白露说过把房子留给我住，但我不能一直霸着，缓上一两个月，还是要还给陈家人，自己找个住处。 所以从今以后要拼了命地工作，要发好手里的片子，才能多多地拿奖金，才能快快地升职，顺利的话三年之后能做到宣传主管，自己的用度再节省一些，给爸爸妈妈养老也足够了。家底是什么也没有了。
我好笑地想，三个月前还挥金如土，如今在一千两千地算钱。可是一千两千，一百两百，我知道从今后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出自我的双手， 再无人指指点点，再无须遮遮掩掩，再无原罪和愧疚。面对命运我一直温顺。从前陈白露多么鄙夷我的软弱，面对她的炫目，我无从反驳。现在想来，高贵的姿态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无论已知前路多么艰难乏味， 也要站着把它走完。
我想通老首长的话错在了哪里的时候，他已经听不到了。一个老英雄，肋骨上留着几十年前的弹片，见过父母兄妹死在自己面前 ——我以为这样的人应该是看透荣辱得失的，可是他走的时候还带着遗恨，还固执地为一个姑娘的死而自责着。
每天早上九点钟，我站在挨挨挤挤的十号线地铁里，有跛足眇目的乞讨者，手捧铁皮罐，胸前挂着小收音机，收音机里诵着佛经。我总是给他一个硬币。
硬币在空的铁皮罐里发出叮的一声。他说：“小姑娘，佛祖保佑你。” 我笑笑转过身去。
佛祖保佑？佛祖就是我。
~13~
我在杂志上读到了付师傅的访谈，他现在人称“付大师”了，是常在电视上开讲座的“养生学教授”，无论是访谈还是讲座，以及他出的书的前言后记，都要提到早年在我家做厨师的经历，各种秘闻，各种爆料，包括我长大后的交际圈，我们聚会上的饮食，奢侈的用度，堕落的风气……我像看八卦论坛一样看完了他的访谈，好像他提到的是另一个和我同名的人。那些话时而接近真实，时而又充满了外行人荒唐的意淫， 而我已经无心计较了。真真假假，得到失去，最后不过是两手空空，就像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样。
对了，他还说陈白露下葬的时候，我们用一颗十克拉的钻石和一对金镯给她陪葬，这句话的真伪我是要计较一下的：钻石并没有那么大，只有六克拉多一点儿，是薛先生在她去老挝之前买好的；镯子也不是一对， 一只放在她的骨灰盒里，另一只拴在红绳上被我当作项链戴着，有时候露出来，别人以为是个普通的金环，无人知道是婴儿的手镯，更无人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另一半埋在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4~
杨宽要和路雯珊结婚了。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12月31日，我去了杨宽和路雯珊刚刚装修好的婚房。饭是路雯珊做的：青椒炒肉、番茄炒蛋、白灼虾，还有一大盒加了蜂蜜的白米粥。路雯珊说：“我只会做这些，你别嫌简单。”六副碗筷，算上不能来的陈白露、 陈言和程雪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