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很快，一个人的出现，让院长的忧愁终于拨云见日。
那人外表有着知识分子的儒气，是个药物研究的学者，而他介绍来的工作，便是给一些境外的药厂试药。
在一种药品上市之前，临床都要经过反复的试验。试验需要一定批量身体健康的人作为志愿者，观察他们服药后药品的安全性，检测药物的代谢情况，探究人体能忍受剂量的极限——为之后的适应证研究等做铺垫。
职业试药人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不少年轻人为了钱，专门去做这一档营生，虽然存在一定的道德伦理问题，但是说到底，药厂已经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说在了前面，成年人已经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是此人介绍来的这份试药工作，却和这种并不一样——药厂需要的是未成年人，而在他们国内，他们并不敢发布这种类型的志愿者招募。
院长当然没去深究为什么这样轻松的差事会落到他们身上，很快，院里包括吴雅兰在内的十几个女孩子，变成了志愿者。
从院长脸上日渐红润的脸色来看，这份工作的报酬让他非常满意。
平心而论，以身试药这个工作并不算太难熬，副作用虽然会发生，但是都是会尿频或者嗜睡这种无伤大雅的症状，基本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
原本对无故吃药有些抗拒的孩子们，很快适应了这样非常轻松的工作，甚至把能够参与试药当做了一种小孩子间的“自豪”——被选中的孩子不用去工厂做工，还能拿到最好的食物。
讽刺的是，吴雅兰回忆起来，竟然悚然发现，那段时间，竟然是她看不见出路的童年时光里，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小孩子预测不到这些实验的危险性，而信息的闭塞也让这些沿海小城的孤儿无从得知这种工作的的致死率。他们更加不会知道，正规的试药公司，并不会超过频率的频繁使用同一批志愿者，甚至于要求志愿者至少经过几个月的修整期后，才能开始新一轮的试药。
当然，在这小小的孤儿院里，这些“安全保障”，都是不会存在的。
当这些女孩子们感觉到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健康”的时候，那些不可挽回的伤害已经发生了。
院长面对十几个病重的女孩子，慌了神，连忙去找那个给他们介绍了工作的“于老师”。
而那个“于老师”倒是很快找来了医生，偷偷摸摸给这些孩子检查，最终查明的病因，是“肝纤维化”，这种病要依靠肝、脏移植才能保命，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病，不言而喻。
孤儿院的孩子命不值钱，每年有几个死亡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同时出现多个人死亡，院长难辞其咎——而那个平时看上去还勉强算慈眉善目的男人在责任面前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一面是十几条要他负责的人命，一面是带着钱离开的康庄大道。
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不过，幸而这个人渣的运气不好——他连夜坐长途车离开那座小城的时候，长途车在荒郊野外遇上了抢劫的，司机被劫匪殴打侮辱，却没有人出手相救，悲愤交加之下，他用最后一口气踩死了油门，将长途车开下了海边的悬崖。
全车无一生还。
院长死的干干净净，倒是那个给他们介绍“生意”的于老师不知为什么没有彻底放弃她们，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症状还有研究价值，他不知怎么操作的，很快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试药的药厂并不想为这起事故负责，但是另一对做医药生意的华裔夫妇很同情这些孩子的遭遇，他们希望前来考察，分批次负担几个孩子的治疗费用。
海外华侨归国做公益在当年来讲，是一件轰动的大事，这个海滨小城的官、员也很快被惊动了，很快这起“考察”就成了行——这就是严修筠和傅修远看到的那张慰问照片了。
他们夫妇来福利院考察，听从和他们同行的医生的意见，决定优先救治三个病情较重的女孩儿，而其他女孩儿，要继续等待肝、源捐赠。
这三个女孩儿中，没有吴雅兰。而一种即将死亡的恐慌，很快笼罩了她——等待肝、源捐赠，这在那时的她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切下来救另一个人呢?这个等待要等待多久?如果……她一直等不来呢?
那三个女孩儿得知自己被选中的时候，脸上连病气都是欢天喜地的，求得生存的欢喜让她们没有看到远远站在角落里的吴雅兰，那双怨毒的眼睛。
那时候的吴雅兰看起来非常平静。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比起其他落选的女孩儿显而易见的委屈和失落，她连失望都没有露出来。
她只是看起来非常安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没有人知道，她其实想起的是少年转身离去时的背影。
她凭什么每次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呢?
她又凭什么每次都要接受别人安排好的命运呢?
她要活下去!她这次就要那个已经准备好救人的肝、脏!
既然“幸运”这种东西并不肯降临于她，那么……她就自己选择一下“幸运”。
那是一场大火……吴雅兰至今记得自己冷静地站在院子里，看那火光把那监狱一样的老旧教堂烧成了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