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般人说这话，这些编辑早就撂挑子不干、拍桌子骂娘了，可惜这位主编在经济学界地位超然，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巨头，没人愿意随便招惹，而且没有哪一位编辑舍得割下《全球经济》为他们带来的荣耀，所以这些编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忍耐。
很快，第三轮结果审核出来了，众多编辑依旧觉得这些文章都没有问题，只能顶着来自主编的压力说了实话。
主编固然可怕，但这些编辑也有自己的坚持。
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难不成还能因为主编的质疑就给人家好端端的一篇论文里加点儿问题进去？
这样做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宗旨，也不符合他们的行事准则。
主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用压抑住咆哮的声音问，“这个来自华国的学者一并寄了这么多稿件过来，你们却连一个错误都没有找到。伙计们，我相信你们的审稿水平，可请你们告诉我，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不会犯错的家伙吗？”
“如果这些文章来自于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我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因为这些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确实超前，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的学术成果也不是不可能。”
“但请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篇文章来自于华国，他们国家的经济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如果我不是相当确定现在的时间是九月底的话，我都快怀疑是不是愚人节到来了！”
“伙计们，请你们真诚地告诉我，这些论文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该不该接受？该不该退稿？如果接受的话，我们是应该从这些论文中接受哪几篇？还是说，我们应当全部接受？”
编辑团队中最有资历的那个人答道：“我只看了三篇，无法为所有论文做保证，但我能肯定的是，在我签下名字的那三篇论文中，一定没有问题。那些逻辑太缜密了，用的论述方法都不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惯常用的方法，反倒是像研究数学的学者喜欢用的。”
“而且，虽然我只看了这位华籍学者的三篇论文，但我能从文章中感受到她的认真程度，所以我也相信我的同事们的判断。我建议录用。”
《全球经济》的主编胡乱地薅了一把本就没剩下几根头发的地中海，道：“可这个华籍学者一次性寄来这么多论文，我们该怎么给她发表？难不成开设一本增刊？”
“我看这论文的数量，一本增刊根本不够用，怕是得三本才行。但如果我们直接开设三本增刊，且这三本增刊上所有论文的作者都是同一人的话，怕是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经济》的声誉。”
有一位一直都默不作声的编辑突然抬头，顶着那密密匝匝的抬头纹问，“主编先生，能不能停一下，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大家能不能根据手中所审论文的页码数来分别讲一下，这个华籍学者在论文中都进行了哪些尝试，又得到了那些成果？”
这位编辑是一位经济学界的老学究，据说同主编的关系不错，就是脾气有点怪。当初他刚从斯坦福退休，就被《全球经济》的主编给挖了过来。
这位老教授都这么说了，《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听从，请手中拿着论文的人依据顺序讲自己在论文中看到的东西。
每有一位编辑讲完，那位老教授手中的本子上就会添一段话。
等所有编辑都讲完之后，《全球经济》的主编见老教授眉头紧锁，特意等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眼看着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这位老教授却迟迟没有回神的意思，《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先遣散参会人员，让众人去吃饭。
那位老教授就在审稿室中坐了整整一个中午，他连厕所都没有上，整个人就仿佛是被粘到了椅子上一样。
到了下午，《全球经济》的主编听闻老教授一中午都在审稿室中，滴水未沾，粒米未尽，忧心老教授的身体吃不消，特意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三明治带了进去，放到老教授的面前，问，“您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老教授点头，用笔划过自己草草画出来的思维导图，将存疑的地方指给《全球经济》的主编看，“这些论文乍一看相互独立，但若是仔细拼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论文就像是从一棵树的主干上摘下来的不同果子，虽然颜色不同，但味道却是差不离的。”
“如果你真的用心看了这些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是有先后顺序的，将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就是一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只不过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出于怎样的考虑，居然会走出这么一步臭棋，将好端端一套理论给剪裁得支离破碎。”
“我建议你将这些稿件全部拒稿，然后再写一份说明信连带着退稿一并送过去，到时候就说，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些华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们觉得，通过作者与期刊编辑部的共同努力，这个学术成果能更好、更优异。”
《全球经济》的主编一听自己之前最为敬重的老师都这么说了，决定再试一次苏娇杨。
邮包当天晚上就已经出发了，漂洋过海，历经重重海浪，顺利抵达华夏，然后又乘上开往平沙市的火车，直到送入苏娇杨的手中。
苏娇杨是在国庆节期间收到包裹的，她打开一看，发现《全球经济》的主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如果按照这位主编的意见来修改……苏娇杨想了想，直接将自己的第一份极尽细致的手稿翻译好给《全球经济》寄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