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生产队的记分方式为，一般性非定额劳动，一个男壮劳动力，十八岁以上，出一天满工是十个工分(早工两个，上午工四个，下午工四个)，一个女壮劳动力，出一个满工是八分(分别为两个、三个、三个)。十四岁以上到十八岁的半大孩子干活儿，按照劳动的数量，再决定是给记满工，还是半工。
农闲的时候，没有太多劳动量，就按出勤记工。
农忙的时候，或者某项重体力活的时候，按定额记分。如割一亩稻多少分，插一亩秧多少分，挑一个草头多少分。这些定额工分，全都需要计分员逐个统计。
第五大队有近八十户人家，每户按最少有十口劳动力来算，徐宝就得每天记录八百个人的工分，光想想，她就觉得自己手指头会废掉，也不知道林会计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当即就去找李建国辞工。
李建国就说：“你别小看记分员这个工作，做得好了，能提拔成会计，或者副队长，到时候还能提升到公社里头吃商品粮，还有机会进城深造学习，再往县里提拔……我是想着你一个高中生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县里的高中又不知道什么开学，你还不如上几天班，挣点钱给自己花花也挺好。以后学校开学了，你高中毕业，有这段经验，老师也会酌情给你上报上去，会给你分配好一点的单位。不像我，当初啥不懂，凭着一腔热血回乡下，想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回报乡亲父老，结果到现在三十好几了，还是大队长……”
第33章
李建国这话说得是推心置腹， 实则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红旗社旗下的五个大队，大多只有六个干部指标，可其他公社却是有七个干部指标，红旗社所缺的干部指标是副生产大队长职位。
李建国最近去县城开了几次关于知青下乡的会议，知道这些下乡的知青， 大多都是高中大学学历以上， 自愿申请下乡来得。
到时候他们到了第五大队干不干农活儿还是一说，红旗社缺个干部指标，肯定会有知青提出来，让公社补缺填人。
一般来说，一个大队选举生产大队长，都是选的德高望重， 有号召力、凝聚力、约束能力的人当大队长。李建国当初是凭着自己的高中学历，还有他的父亲是上一任的生产大队长， 这才被大家投票选举成为接任的生产大队长。
可这么大的一个村子，难道只有李家在村里德高望重吗？显然不是。
大兴村，原本叫徐家村， 村子里姓徐的比较多，当时只有二十来户姓徐的人家占据整个村庄， 后来战乱， 徐家村来了很多逃难的难民在这里扎根，后来发展成今天的八十多户， 各种外姓外来户穿插成一个村子。建国土地改革后，才改名叫大兴村。
李家作为一个外来户， 李建国坐到生产大队长的位置，其实是有点心虚的。毕竟人家徐家才是大兴村的正主儿，里面也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一些人才辈出的后生。
如果公社真要补一个副生产队长的位置，到时候肯定会在徐姓人家或者高学历的知青中选一人。
副生产队长的权利不低于正队长，在工作上就会和李建国有一定的冲突。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以前李建国一个人就能决策的事儿，如果副生产大队长反对，两人就得扯皮拉民众投票。
到时候得民心者得决策权利，时间久了，副生产大队长肯定不服输，会想方设法把李建国拉下来。
眼见明年又是三年一选大队长，李建国为了第五大队实在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实在不想让无毛的毛头小子顶了自己的位置，就把徐宝提拔成村干部。
徐宝是徐家大族一员，又有神仙保佑，好福气在，到时候村里选举之时，她帮着说上一些话儿，再拉着徐家几支亲戚投票选举，李建国再次选举为大队长的机会就大了许多。
虽然这种做法有点拉帮结派，搞分裂主义。可李建国也顾不上许多了，左右徐宝学历在那儿，就算她不肯帮忙，有她做记分员，也省的便宜那些从城里下乡来，屁事都不懂的知青。
徐宝听完，想想也挺有道理，她是不打算在乡下呆一辈子的，迟早她会离开乡下，到城里上班发展去。
如果做记分员真能往上发展，甚至给她带来工作上的便利，她咬咬牙，也能做下这份苦差事。
当天下午她记完工分回家，天儿已经黑了。堂屋点了一盏玻璃瓶油灯，方如凤坐在灯旁搓新摘的玉米棒子。
徐家用的油灯是拿一个拳头大小的玻璃瓶儿，在瓶盖上面打了筷头大小的孔，拿四五股细小的棉线用豆油浸湿，从瓶盖孔里穿过去，再把玻璃瓶倒满豆油，盖上盖子，点燃棉线头，就是一盏小小的豆油灯了。
这豆油灯的灯光能见范围不过十米，却是这时候普遍没通电的乡下里，罕见的黑夜亮光神器。
一小瓶豆油，节省着用，能烧十天半月呢。
就这，徐家都算是用得好的了，一般人家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豆油定量，根本舍不得像徐家这样烧，而是用一个小碟子，装一点点豆油在碟底，再拿一根细小的棉线放在豆油里面，线头朝上，把它点燃。灯光只有绿豆大小，照亮的范围只有五米左右，在黑漆漆的夜色里，连屋子里的摆设都看不清，只是起到勉强照方位，以免撞到家里家具的作用。